山西128名退休老干部告倒市委书记 曾被告知要等5年
谈判团
举报的艰难，从一开始就超乎老干部们的经验。
在寄出数封举报信没有音讯后，这群已入古稀之龄的老人包了两辆车，驱车3个多小时远赴省城举报。
在北京，则是另外一番遭遇。“我们甚至和中央某单位的工作人员吵过架。他们向我们要证据。我们反问他，我们哪有取证的资格。”赴京举报的尴尬，杨德新和张元喜记忆犹新。
为了引起相关国家机关的重视，张元喜作为代表，在北京呆了5个月，不定期去投递举报信。杨德兴回忆，这之间，印象最深的是，某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下安慰他们：“不要气馁，告倒一个县委书记，一般需要5年。”
杨德兴称，在王月喜被“两规”前，数年时间，只有山西省委组织部，在2004年派人前来调查过。
老干部们认为，这次调查比较遗憾的是，调查组未深入霍州，仅到临汾市做了调查。
得益于体制内身份，老干部们的举报得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帮助。老干部举报信中提到的“王月喜伪造自己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就来自临汾政界一正处级官员的爆料。
老干部们持续举报的同时，王月喜也频频“发力”。
杨德兴称，老干部们的子女，大多在霍州各政府部门工作，有的甚至是一把手。王月喜施压下，老干部们的子女，开始劝他们放弃举报。有的子女甚至以断绝关系的说辞给老干部压力。
这之中，作为骨干的张元喜、杨德兴、陈新华等人和子女闹得并不愉快。
陈新华在举报初期并未参加举报。陈的儿子在公安局上班。当时王月喜怀疑他用化名参与了举报，就多次通过公安局长要求其儿子回家做他的工作。随后，陈新华的亲家、媳妇也被动员做他的思想工作。
几轮下来，见无效果，时任霍州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翟红云亲自出马。短兵相接后，陈新华告诉对方：“我是个老右派，凡事我都认个对不对。我若真参加举报王月喜，我不会管我儿子高兴不高兴，更不管他受不受影响。”
事后，新的一稿举报信出来后，未经动员，陈新华署上了自己的实名。另一名不愿具名的老干部称，自己原来不会参与实名举报，同样因王月喜通过家人施压，“气到了，决定豁出去。”
“亲情牌”无效后，王月喜请了一批在职的霍州籍领导出面，做老干部们的思想工作。
除了承诺在子女就业、生活上关怀外，杨德新等人回忆称，一些领导甚至写信给他们，认为他们的举报，破坏了霍州的形象，影响了霍州的发展。
2005年，举报陷入僵局。三年上访未果后，老干部们开始气馁了。继续举报还是放弃，老干部内部，开始出现裂痕。
陈新华说，“那时真的很困难。
巧合的是，这个时候，王月喜提出和老干部们“谈判”。
谈判在霍州一家酒店进行。时任临汾市地税局长等4人代表王月喜出面。老干部这边杨德新、张元喜等4人出席。
老干部提出停止举报的条件是必须由山西省委组织部出具证明，承认老干部们所举报的问题属实。这个谈判进行了一年多。
谈判最终的结局是双方未达成共识，但王月喜以霍州市委危楼需维修为名，从财政拔给霍州近60万元，其中50万以补助为名，分发给霍州100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其余10余万元，则“报销”了老干部们多年的举报费用。杨德兴认为，幸亏王月喜的10余万元，这几年举报才没欠债。
异类
2006年1月4日，霍州发生一起命案，行凶者是霍州市公安局治安科干警朱耀光。山西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调查后发现，当日参与斗殴的有朱的母亲、临汾市人大代表范学慧，朱在霍州市检察院工作的哥哥，以及多名警察。
朱耀光的父亲，系霍州市政协委员朱明娃。案发前，霍州已盛传其与王月喜关系匪浅。专案组的调查也认定，朱明娃的两个孩子进入公、检机关均由王月喜签字认可。
此案发生后，霍州市公安局、检察院超编一事浮出水面。几个月后，王月喜被去职市委常委，成为山西师大排名第三的党委副书记。
外界通常认为，朱家命案是王月喜被调查的开始。杨德兴等人却认为，王月喜落马得益于老干部持续举报，且适逢中央大力反腐。
多年的举报，让老干部们成为霍州的异类。
十年过去，在家里，他们仍需谨慎处理好和子女的关系。在杨德兴家，女儿并不支持他再谈及往事。于是他带着记者进了书房。
晚上，杨德兴和老友们在宾馆聚餐，坐在宾馆大厅的杨德新并不自在：他不是很希望遇见熟人。
曾经的文人书记王月喜用一年一本新书的速度为自己写下了编年史;现在这群举报他5年的老干部，大都有志于编撰族谱。
他们的身后，是霍州个别年轻人的不解：“过去我花钱就可以搞到工作，现在我有钱都没地方花了。你说，这是谁造成的?”
这样的声音，让杨德兴很难平静。他决定，要请有关部门在霍州署的廉政文化教育馆里，开一个王月喜专栏，让霍州人看看，贪官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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