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中国迎改革第五个阶段 与危机赛跑非危言耸听
如何推动向市场、社会、地方放权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认为，向市场放权的第一步是要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同时，从法律上健全市场规则，比如市场准入规则、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竞争规则等等，使市场经济保持健康运转。向社会放权的核心是向非政府组织放权，第一步仍是培育成熟的社会组织，通过一系列办法，培育社区服务组织、各种志愿者协会、社工等。在向地方的放权上，今年以来中央在逐步下放各种行政审批权和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院教授林拓对半月谈记者说，在政府与市场(企业)关系上，要积极推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得益彰。一是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建设，通过法治途径完善市场环境，使国有与民营企业真正实现“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二是深化国有与民营企业合作，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权改革、产业链打造等方面进一步优势互补、深化合作;三是加强国资与国企改革力度，加快国有资产资本化改革，切实实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优化国资投向与国有经济布局。
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上，尤其要在具有枢纽地位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上多下功夫。当前，由于社会组织发育不足、能力限制、运作不规范等问题，政府职能的转移和购买社会服务往往不尽如人意。因此，加强具有枢纽地位的社会组织的作用尤为重要，而其中商会与行业协会等兼具经济与社会领域职能的特征，能够有效地衔接政府、市场与社会。
一方面，要改革枢纽型社会组织登记与管理体制，确保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服务活力;另一方面，要以政府为主导，广泛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在参与中实现成长，逐步提升其承接政府相关职能的能力，助推政府改革。
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要充分把握中国发展的深层逻辑，既要重区域差异，也要重层级差别。长期以来，央地关系调整的焦点集中于中央集权对地方分权，但在实际运行中却经常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等怪圈。
因此，一要注重区域差异。地方政府对行政管理职权的诉求侧重点各不相同。就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言，行政事务相对较多，常常出现审批权、财权、执法权等与事权不匹配的现象，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的职能发挥和正常运行，中央政府应当向这些地区适度放权，有助于激发地方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要注重层级差别。当前，高层级的地方政府如省、市等，具有更强的经济职能诉求，而低层级的政府如区县、乡镇等则具有更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诉求，随着行政层级由省依次下推，经济职能趋向弱化、而社会职能趋向强化。因此，央地关系必须深刻把握“层级—职能”逻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分别强化经济和服务职权在各层级政府的再分配。
“政府改革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因此要注重全局性和系统性，在优化权力结构的主线中把握好权与责的关系。”迟福林认为，重大改革方案原则上由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统一决策，取代由部门和行业“自己改自己”的机制，以有效地避免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加强中央对地方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将重要的改革指标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对地方改革的评估问责机制，注重通过调整中央地方利益关系激励地方政府推进改革;实现重大改革立法先行，将重要改革目标上升为法律意志，加强改革程序性立法。
“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这两件事应当结合起来进行。”吴敬琏说，中央直接掌握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必须充分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改革创意，也要从地方政府的主动探索中得到启发和取得经验。
比如上海为克服营业税重复征收的问题而进行的营改增改革，在试点后不久就得到许多城市的响应和中央财税部门的支持，在更大范围推广开来。还有从广东开始的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简化工商登记、清理行政审批等改革，也是基层创新纳入全国性规划的范例。(记者陆文军姜伟超黄深钢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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