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国务院领导小组”：完成部委做不到的任务
完成部委做不到的任务
总的来看，国务院领导小组“有利于减少层级，提高效率”
记者查询发现，公开报道涉及这些领导小组时，主要是一些会议。通常为一年一次，有的甚至更少。
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减排小组）为例，这个小组上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2011年7月19日。之前的一次会议，出现在2009年。
长期研究领导小组的周望发现，领导小组平时比较沉寂，到了相应工作需要的时刻才动起来。
但在有限的公开活动中，领导小组能完成某一个部委不能完成的任务。
比如减排小组2011年7月19日的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以及节能目标的分解方案。
前副总理曾培炎曾撰文称，有的重大任务一个部门难以完全统领，这就需要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总的来看，“有利于减少层级，提高效率”。
国务院领导小组有不少下设办公室，负责办理日常的工作。
国务院扶贫办，就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办公室。扶贫开发的政策、规划的拟定和实施，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县”的扶持标准，以及扶贫资金的分配等，都由扶贫办负责。
据周望介绍，国务院层面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之后，地方各级政府通常也会成立对口的机构。比如，减排小组成立后，河北省成立了各级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7月8日，安徽省岳西县发布通知，宣布该县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小组成立了。
少数领导小组，如西部地区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等小组，只在相关省市设置对应的机构。
学位委员会、能源委员会只在省级政府设立对应机构。空中管制委员会和关税税则委员会只存在于中央政府。
【地方篇】
地方领导小组有清理有增设
一些地方领导小组设置随意，有的推广足疗
地方上也会成立领导小组。这些小组有的为对应中央相关的领导小组，有的则是地方根据需要自行成立的。
成立“只要发个通知”
研究者发现，地方政府对领导小组的设置，所掌握的灵活性更大，一般只要发个“通知”就可成立，因此数量也更为庞杂。
2012年，湖南省石门县所街乡一次性成立38个工作领导小组。
2007年，浙江省要求清理规范议事协调机构，杭州市萧山区编办的吴焕根在政府内网上搜索发现，区委、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多达235个。
这些领导小组五花八门。
陕西省某市曾于2006年成立“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并且各县区、乡镇街道，也纷纷成立。这些小组在成立之初即受到争议，如今已销声匿迹。
某地有环保工作领导小组。河道需要整治时，又成立某区域或某河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有了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又建立了“网上信访”工作领导小组。
“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对自身到底设了多少个领导小组都说不清楚。”周望介绍，实际上，地方上的许多领导小组都是“纸上机构”。从发文件成立，到发文件撤销，期间可能从未正式运行过。
“越界干预日常机构”
领导小组一般都要由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他们常常身兼数职。
所街乡的38个领导小组，组长分别由党委书记和乡长担任，人均19个组长头衔。还有比他们“更累的”。网友发现，2009年，浙江省岱山县一位县委副书记被安排担任近40个领导小组的组长。
周望告诉记者，许多通过日常工作会议就可以研究解决的问题，也要经领导小组的会议研究，兼职过多，开会过多占用了他们处理日常工作的时间。
因命名时要体现小组的职能，有时候它们的名字会很长。湖北的一个领导小组名称长达42个字，该省某县一个关于景区环境治理的领导小组的名称更长，有63个字。有网友评价：章都刻不下。
在研究者看来，这些还不是地方政府领导小组“泛滥”导致的主要问题。
周望告诉记者，因为这些小组负责人一般都是地方党政负责人，小组权力大，运作随意，经常越界干预日常机构的行政事务。
据报道，上述“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曾下发红头文件剥夺公安机关执法权，严禁其进入足疗店检查。还要求执法行动必须由市总工会牵头，而工会是不具有执法权的群众团体。
2009年，湖北某县卷烟市场整顿工作领导小组曾下发文件，要求全县所有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烟一律实行政府集中采购，还规定了用烟考核任务。在上级和舆论的影响下，县政府发文撤销了这份文件，理由是领导小组是临时性行政机构，不得以本机构名义制定规范性文件。
周望还表示，领导小组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一旦出现行政违法，也不能以领导小组做被告来提起诉讼。
砍得多剩得多
对于一些乱象，近年来，地方各级政府也有相应动作。
但小组还是有很多。
广西南宁2009年对此前14年政府发文成立的领导小组进行清理，清理之后，还有240个。同年，海南省撤销议事协调机构72个，保留112个。2008年，杭州市萧山区撤销临时机构81个，经过调整，还有134个。
一边是清理，一边又在增设。
10年前，广西大化县一次性撤销100多个领导小组，只保留4个。但是近年来，一些新的领导小组设立起来，涉及学校布局调整后闲置校园校舍的处置、农村小额人身保险推广等工作。
研究者们认为，这与长期盛行的“运动式治理”模式有关，遇事习惯于设立“领导小组”，这是一种“官场文化”和“行政陋习”。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郎友兴分析说，这个流程通常是，事件出现→上级重视→成立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召开动员大会→制定实施方案。
“这种模式没有带来相应的人员增加，因为领导小组成员是兼职的。”周望说，但这不符合公众对政府机构的审美，并且这种治理方式会产生大量不必要的精力消耗，不利于政府的日常运行。
地方也有相应动作。天津等地规定，尽量减少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凡工作可由现有机构承担或者协调解决的，不再另设协调机构。
学界和实务界则希望，领导小组情况能在政府网站上公开。现在，这些情况很难在政府网站上查询到。
采写 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实习生 许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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