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职业倦怠真面目：女性因性别歧视更易受侵袭
职业咨询师董一鸣
转行——摆脱倦怠的捷径？
如果你陷于一份不太合适的工作，觉得被困在那里，可能会对你的情绪、积极性以及健康产生惊人的负面影响，那么转换职业轨道，就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找到一条心径：如何从倦怠到欣喜》（FindingaPathwithaHeart：HowtoGofromBurnouttoBliss）一书的作者贝弗利·波特（BeverlyPotter）写道：“你实际上开始感到疲倦、沉重和失望。你的免疫系统受到影响。你普通兴趣的水平会受到影响。一切都会下滑，职业是成长的一部分，你不得不间或抛弃一份职业，就像脱掉一层皮，再长出更能适应的另一层皮一般。”
波特将这种冲动称为“十年一次的转行之痒”。董一鸣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动荡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劳动者的“痒”来得更为迅速。她为我们算了一笔账，22岁至23岁大学毕业，到“而立之年”的30岁，正好是7年左右，而在中国现今个人价值与成就感更依赖于外部评估与认可，并以社会等级地位和物质财富占有度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情况下，焦虑感和倦怠就会加速到来。
为了使你的职业生涯尽可能实现平滑的“无缝转换”，董一鸣给出了两条建议，首先维持一个由高素质人群组成的亲密人际网络，包括金融、法律、医疗，以及自己从事行业和其他行业内的顶尖分子，还要有一个自己的备用资金库——尽量不要在每次加薪时都提高生活开销。反之，将那些钱存入一个有息账户，当你选择转行的时候，手头的现金流必须足够维持一年现有水平质量的生活——这笔钱就可以为你买到你所需要的自由。在此之外，你的职业最终选择更可能来自那些曾经给予自己很多快乐或者满足的经历。她回忆说，自己刚刚入职通用电气的时候，一名人力资源高管突然辞职，去开私立幼儿园了，这位前辈的理由就是，每天浸淫在错综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中，感到自己的能量迅速耗竭，反而在为孩子寻找幼儿园的时候，阴错阳差地找到了兴奋点。“她说自己喜欢跟孩子打交道，可是去了那么多高端幼儿园，感觉教育理念，对儿童的关爱程度都不如自己，索性就自己来做，结果规模从小到大，成功得非常迅速。”
在抛弃你当前的职业之前，首先列出一个促使自己想离职的原因清单。“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确定你不只是为了逃离一份你不喜欢的职业，如果你发现自己写下你不喜欢你的老板、讨厌工作时间，或者无法忍受地理位置，你就遇到了环境问题，而不是职业问题。”波特博士说，“你应该被一些朝着积极方面改变的想法所激励——比如一个目标，一个梦想，一些你真正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被单纯的逃脱所激励。”
冯毅曾经是一名给排水工程设计师，就职于某国有市级工程设计院，然而每月固定的薪水和繁琐的工程设计、修改循环，让他在殚精竭虑之余，感觉“生活太过于墨守成规，看不到什么前景和希望”。在一次设计案被上级否决后，冯毅顺理成章地辞了职，光鲜的履历使得他很快在一家国有大型建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程现场监理的工作，薪水翻了一倍不止，还有各种优厚的出差加班补贴。
然而在不到两年之内，冯毅就开始怀念以往在工程设计院办公室里画图，朝九晚五的日子，由于新公司业务范围主要在非洲等海外第三世界地区，冯毅几乎每年10个月以上时间，都在异国他乡、地处荒凉、气候恶劣的建筑工地上度过。“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跟当地居民、工人和技术人员几乎没什么交往，非洲气候恶劣，通常刚刚还是阳光暴晒，马上就变成大雨倾盆。”冯毅对我们回忆说，宿营地远离城市，常常没有网络，也没有超市、理发店等生活基础设施，每个夜晚，冯毅只能在笔记本电脑上观赏硬盘里的国产电视剧、电影消磨时间，除此之外，工程所在地动荡的安全隐患也让自己和同事时刻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下。在宿营地与工地，中方工程技术人员身边常常可以见到身穿迷彩军服、全副武装的政府军或者雇佣保安，遇到当地小股反政府游击武装或者劫匪，会直接鸣枪警告，令人胆战心惊。
冯毅在辞职与否之间踯躅了许久，终于在去年底，一次意外事故帮他做出了决定：冯毅在工程即将完工之际，不幸在工地上感染了恶性疟疾，回国不到三天，体温骤然上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在休克状态中昏迷了四天，最终被抢救了回来。冯毅说，经历了这一次生死之间的体验后，自己想通了，他计划花费一年的时间，完全“放空”自己，陪着妻子去那些自己许诺过无数次的地方旅游，尼泊尔、埃及、塞班岛，然后再仔细静下心来想想未来的职业发展。
冯毅带给我们的教训非常明显：一份全新的工作也许只有某一个方面才是真正让我们兴奋的，但是牵涉到这项工作中的其他事情可能是完全让人讨厌的。波特在书中告诫那些渴望通过离职摆脱倦怠，寻找职业新生的“跳槽族”，建议他们列出一个详细的清单，列出你希望通过新工作得到的一切，同时在另一份清单上列出所有你不想要的东西，从办公室政治、打卡钟，或者繁复的电子设备应用——你必须在做出某种理性量化权衡之余，听从内心最迫切的召唤。
米亚说，她现在依旧对离职的决定并不后悔，尽管这份曾经的工作让自己无比激动：2012年夏天，即将从某名牌大学服装设计系毕业的米亚，从几十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幸运地得到了前往某一线时尚大刊的实习机会，面试通过的当天下午，兴奋不已的米亚就开始了工作。第一件任务是在编辑部储物间里收拾样衣，为第二天的拍摄做准备，一进样衣间，米亚就惊呆了，所有自己梦想中的那些衣服，都堆放在那里，从Chanel、Lavin、Balman，到Balenciaga，她所要做的工作被称为“Fitting”，就是把这些装在大箱里快递来的衣物点数、标记，分门别类地挂在衣架上等待模特试装，然后按照一身身固定好的搭配行头打包，用胶带缠好，以便在正式拍摄时方便穿着替换。整整一个下午，米亚没有感到一丝疲倦，也没有休息，因为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距离梦想是那么近，几乎触手可及。
随着自己的能力不断被认可，米亚感觉到加在自己身上的职责和负担在逐渐加重，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前半年还比较轻松，每天10点半上班，18点下班，然后就发现，如果不加班，所有工作根本完不成，下班时间不断延后，半夜忙到一两点都很正常，如果赶上拍片，甚至有早晨6点多才能回家的时候。”米亚回忆说，在时尚杂志光鲜亮丽、云鬓裳影的背后，是无尽的繁忙与付出：从2012年底开始，自己就必须每个月独立负责拍摄一组时装摄影大片，拍摄前提前一周到10天开始借衣服，一个流程下来至少需要10天，三组片子拍下来，连续一个月就不可能有喘息的时间了。
在不知不觉之间，米亚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因为自己的同事和上级，都时刻处于一种亢奋而精密的状态，仿佛一个个都是金刚不坏之身。“你觉得累，有没有想过是自己工作能力有问题。”自己的上司、杂志服装总监曾亲口这样对下属说。拍片日通常意味着凌晨3点半起床，带着全体班子，模特、摄影师、化妆师、助理，轰轰烈烈奔向郊区，布景，拍摄，完工已经18点多，然后在一路堵塞的京通高速公路上挨上几个小时，如果还需要补上一组摄影棚内的镜头，那么连续工作时间可能会超过24小时。
外界谑称，时尚从业者的一年四季是颠倒的，她们在夏天关心秋冬季流行趋势，在冬天则关心下一个夏天各大时装周的T台上会出现什么。米亚抱怨说，实际上自己的每一个昼夜似乎都是颠倒的，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向品牌借衣服，以及寻找各种稀奇古怪的道具，从古董沙发、动物标本，甚至医用轮椅，“都得自己去找，上司不会劳神去替你想哪里能够找到这些东西”。许多拍摄用的品牌服装来自国外，需要快递，米亚不止一次被弄得焦头烂额：通常第二天要拍片了，可头天衣服还没有到，她只能绝望地一次次地催促速递公司，软硬兼施，发电子邮件发到半夜，临时连夜给所有认识的品牌公关打电话。逐渐地，她患上了强迫症，虽然自己从来没有在工作中犯过大错，但总觉得下一次失误就在不远处等着自己，给自己致命一击——每逢拍摄前夜，米亚都难以入睡，她经常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一遍一遍地在意念中重复着第二天工作的每个流程，然后在恍惚之间，等待闹钟鸣响。在办公室里，米亚经常恍惚到“见桌子就能趴下”，当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一边给国外公关公司发邮件，一边匆忙吃几口迟来的晚饭时，居然能直接酣然入睡。她说自己越来越暴躁、易怒，早上一睁眼，看到无数个未接工作来电和手机，第一反应就是把手机狠狠扔出去；在地铁里，任何来自陌生人轻微的身体接触、碰撞都变得不可忍受。她竭力告诉自己，在工作场合保持正常，把那些翻涌的负面情绪弹压下去。今年春天，米亚病了整整两个月，不明原因的咳嗽、低烧、结膜炎。“白天黑夜，都是在工作，整个人和周围的空间是完全分裂、抽离的。”
然而，更加艰苦变态的事情还在后头，同事对米亚说起，真正恐怖的是海外拍摄，身为普通时装编辑的自己即将面临的情况很可能是一个人孤苦伶仃，孑然一身，拖着几大箱拍摄用的服装配饰，在异国他乡的机场暴走，海关无情地通知你行李托运超重，广播里又一遍遍地催促你登机。这似乎是只有在噩梦里才会出现类似的场景。
去年7月21日，北京暴雨之夜，米亚还在光华路办公室的样衣间里忙到深夜，把第二天要拍摄的衣物一一搭配好，然后撑着伞，蹚着齐膝的雨水在深夜独自回到了家：“当时就有一个念头，自己忙碌到无暇去生活的时候，就该停下来检讨一下了。”
最终，米亚的选择让同事们大吃一惊，她选择了一份国营纺织行业周报，过上了每天工作五个小时，不必继续拍片、借衣、与明星周旋，早早可以打卡回家的“夕阳红”生活。“我的领导和时装总监都要疯了，很少有人会放弃这样一个带着光环、前途不错的时尚大刊编辑职位。”她告诉我们，“但是经历了那么多，我终于觉得，当工作已经损害到生活的完整性时，那么再多的成就，再光鲜的外壳，都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
（实习生王玄、尢帆对本文亦有贡献。因出于隐私需要，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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