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自杀现象调查：有婆媳因一泡屎双双自杀
“城”与“乡”的困惑和迷惑
《法治周末》：田野调查采访中，难免揭开采访对象伤疤，您如何平衡事实真相挖掘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关系?您如何深入被采访者的内心?
孙惠芬：在没深入调查团队之前，确实觉得采访自杀遗族是在揭人伤疤，最后下决心走进去，是受到贾树华教授的鼓励。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她已经深切地感到，这看上去是“揭人伤疤”，事实上是对受访者的精神抚慰。那些密封伤口疼痛的受难者其实最是渴望被捅破、被打开、被理解的。
在深入调查团队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许多受访者到最后我们要离开时，都握着我们的手恋恋不舍。有一个受访者，家里很穷，当团队研究生问他“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时，他居然说，什么都不需要，就希望你留下来多和我说说话。乡村人精神出口的狭窄和精神生活的贫瘠，使他们对来访者充满倾诉的渴望。
《法治周末》：您起初很排斥参与这项乡村自杀调查活动，为什么?但最终是什么让您超越自我，参与其中?
孙惠芬：最初排斥，是不愿意面对悲剧，对死亡心存恐惧。最后超越，是对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存有兴趣，被兴趣诱惑。
《法治周末》：您说早两年凭您的心理、精神状态写不了这本书，那现在与过去两年您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的诱因是什么?
孙惠芬：人过了50岁，会有许多变化，古人说“五十知天命”。在我这里，是觉得跨过了50岁这个门坎，才相对能够深透地感悟生死，就像爬山时，你只有爬上了，才能看到山岗前边的风景，才会发现咫尺之间，世界便是两样。一个写作者在什么年龄写出什么样的作品，都是定数。我确实说过，如果倒退5年，我写不了这样的作品，因为那时我还不能从这些极端的故事中领悟出并不极端的普遍意义，那意义便是：在如今的时代，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在经历着“城”与“乡”的困惑和迷惑，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痛苦。
《法治周末》：这部作品可否称作一部纪实作品，哪些虚构，哪些非虚构?虚构的部分会不会影响对现实情况的真实表达?
孙惠芬：运用访谈这样一个线索，营造访谈的现场，都是为了造就一个非虚构的阅读场，让读者更切近一种感受。这是我的故意。而实际上这里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比如姜立生、杨柱、吕有万……很多很多。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在建立一个现实世界时，我其实企图将读者带到另一个我的世界，我要表达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不管怎样，在我心里，它是一部小说。因为只有小说这种形式才能完成在我看来更为深广的艺术内涵。
访谈确实曾让我亲历了一个个现场，包括录像带中的现场，但原始的讲述有闪光的地方，局限也非常大，讲述者只能提供一个侧面的信息，加上心理学的访谈问卷有它自成一体的套路，很难打开故事的脉络。但正因为这一点，为我的后期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我对人生、人性的看法，对生命、生死的感悟，才得以更松弛、更深入地呈现，应该说，是这些丰富而杂乱的非虚构材料，让我有了一次有如在秋天的旷野中奔跑的倾情想象和书写。
《法治周末》：您提到是用形而上学的思考一层层串接这些故事的，能否具体谈谈这些故事里的递进逻辑?
孙惠芬：这是一个用文字不能说清的逻辑，它来自于生命的直觉。所有故事的连接都听凭于一种直觉，而所谓形而上的思考，也生发于生命本身，写作之前不知道它们在哪里，是什么模样，写作之中，它们尾随着那些苦难的灵魂，势不可挡地来了，带着无限的疼痛。
乡村人心里的“城”并没有建立起来
《法治周末》：有人称您为“乡村苦难女作家”，您怎么看?您的作品多关注乡村、关注底层，这是由您成长经历所决定的吗?还是有其他原因?
孙惠芬：我不知道有这样的说法。我从乡村走出，小说多关注底层这是事实，但我书写的精神苦难和困境，绝不仅仅限于乡下和底层。在人的精神世界，从没有底层和上层之分。在人的精神深处，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是绝对好的，人的理想的生活永远在别处，在远方。当贫穷和疾病不是斗争的对手，那么对手马上就会转移。对手永远存在。这是人的困境，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市人。昆德拉有部小说叫《生活在别处》，说的就是这一点。
《生死十日谈》里不断写到“城”与“乡”，写到在乡下人眼里，城市就是远方，就是世界，而在城市人眼里，乡下才是远方，才是世界。这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表述，我企图指向的是精神，“城”与“乡”是人精神上的互为方向。吕有万的故事是一个纯虚构的故事，把它放在小说的后半部，就是想表现人的普遍的孤独、脆弱，普遍的精神世界的困境。
《法治周末》：您认为在变革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在进行怎样的救赎与自我救赎?包括您，如何进入这本书、这段经历，又如何出去?
孙惠芬：在《生死十日谈》里，我触及了乡村人群由贫穷、疾病而带来的灾难，触及了他们在城市化进城中的困惑和迷惘，以及他们的自我救赎，然而写完这本书，我发现这是一次有关我个人的心灵救赎：当一个死了妻子又失去了15岁女儿的父亲站在你面前诘问苍天，老天你在哪里，你的眼睛看到了吗?我本是帮人家干活拆房，为什么要让一块石头砸断我的脊梁?我断了脊梁再也不能养家，为什么还要让我老婆突然离去?你让我的老婆离开我，为什么还要让我15岁的女儿也撒手人世……在感到彻骨的悲凉和无助的同时，你不得不跟他一起寻找活下去的理由。而之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走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是说不管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不管乡下人还是城市人，困难、苦难都如影随形，每个人都需要坚韧、忍耐和坚强，都需要信念的力量。
《法治周末》：您和贾树华对待农村自杀现象的看法有何不同?
孙惠芬：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出发点，小说写作是需要在自杀的案例中挖掘人性和命运的“暗物质”，写出人性的困惑和迷惑;贾教授心理学调查的目的是需要从自杀案例里评估出心理学的数据，为给后续的救助和干预提供支持。
《法治周末》：城镇化之下的农村近些年有什么变化?与城市的差别在哪儿?为何如今农村物质条件逐渐提高，农村的青年男女却渴望出去?而不愿留在家乡?物质提高与精神问题不成比例的原因在哪儿?
孙惠芬：去年和前年，差不多两年时间在乡村深入生活，我了解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乡村的城市化变革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政策。动迁移民、土地流转、新农村建设、生态农业，每项都有资金和政策的强力扶持，在政府机关内外，能够感受到富民政府的勃勃生机。
可是，只要你深入到大地深处、乡村深处，就能看到无处不在的伤口，就能看到因贫穷和疾病造成的无奈和无助。城与乡的差别在缩小，可是乡村人心里的“城”并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物质的倾注并没有有效地打开通往农民精神世界的通道，其原因非常复杂。如何打通，如何从根本上树立农民的生命意识，政府需要思考并拿出办法，也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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