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临时工”：本世纪的工作量 上世纪的编制
原标题：新华调查：三问“临时工” 为什么“惹事”的总是他们?
记者 白靖利
今年1月辽宁抚顺城管打人视频引发广泛关注，5月底延安城管执法打人再度引爆舆论……而这些事件的调查结果如出一辙：肇事者是临时工。近年来，在涉及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与群众的冲突事件中，“临时工”往往成为直接责任人，此现象引发了公众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为什么“惹事”的总是“临时工”?
到底有多少“临时工”?
事实上，1995年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法律意义上已经无正式工和临时工之分。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用人单位将过去的“临时工”转变成“劳务派遣人员”。尽管劳务派遣应当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部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却越来越多地使用劳务派遣人员。
到底有多少“临时工”?恐怕没有人会知道具体数字，但是业内人士透露，相当多的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有“临时工”。
比如，为了应对城市管理点多面广人少的矛盾，湖南邵阳曾一次性雇用1000多名市容环境监督员，并把监督员所收取罚款中的80%作为给监督员本人的奖金。再如河南审计部门2009年曾进行过一次排污费的专项审计，结果表明，6县(区)环保局财政供给人员仅159人，编外人员多达606人，占总人数的近八成。
广东某区交通部门负责人王某告诉记者，他们有正式交警200来人，招聘的协管员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据他了解，有些城管部门“临时工”的比例更加夸张：“很多活儿都是临时工在干。”
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初步掌握的情况是，在不少地方的城管、交通、治安等部门，正式编制人员与“临时工”的比例一般都在1：3左右，多数“正式工”一般从事着相对清闲的工作，而大量“临时工”则被安排到脏、累、危的工作一线。
为什么“惹事”的都是“临时工”?
延安城管执法打人，算是最新一起与“临时工”有关的大新闻。细细梳理发现，近年来，“临时工”大都与负面新闻联系在一起。无论大事小事，几乎都是“临时工惹的祸”。
王某告诉记者，有了协管员后，许多工作都由他们完成，只有涉及执法时正式交警才会出面。一方面是许多脏活、累活都由“临时工”来完成，另一方面，相对低下的文化素质和收入水平，同时缺乏相应的培训，使得“临时工”在处理相关业务时容易“惹事儿”。
据王某透露，他们招聘的协管员许多是没工作的，至于学历等方面没有具体要求。协管员每个月到手只有2000元出头，而同样岗位的正式工收入要多很多。王某所在的部门还会为协管员购买完整的五险一金，还有零星的业务技能培训等，但是在许多地方，五险一金和培训对“临时工”来说，难以体现。
综合媒体公开报道，被曝光的延安城管局有些大队的人员培训尤其是对“临时工”的培训像“走过场”，两三个月也没有一次培训。而广州一名工作6年的城管协管员甚至表示，入职后没有培训过，“都是根据经验工作，或者老协管员带新人。”政治工作、党团学习、纪律教育等制度形同虚设。
多地协管员招聘公告显示，其对学历要求多集中在初中、中专或高中以上学历，职业技能则无规定。例如某地城市管理处公开招聘城管协管员，要求应聘人员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退伍军人及大中专毕业生，年龄在18至30周岁，无犯罪被罚记录;五官端正、身体健康;具有本地户口，待遇为每月1200元，但不含缴纳社会保险五金。
“‘临时工’执法或者所谓‘协助执法’不符合法律原则，其实质是部分政府机关不作为、懒作为。”云南省凌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春光说，“个别部门只拿财政待遇而不干活，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有功自己拿，出错有人顶，其危害不可小视。”
“临时工”何时能真正成为历史?
记者梳理发现，“临时工”行使执法权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部门、执法机关中的劳务派遣工、临时雇用人员，以协管、协警、联防人员为代表;二是基层政府尤其是公共服务窗口的临时聘用人员;还有一种是“外包执法”。
据了解，一些执法部门聘用劳务派遣人员作为协管人员，本意是为了弥补政府职能部门力量的不足。王某告诉记者，招聘这么多协管员也是没办法，一方面编制不够，另一方面现在工作量太大，“那么多路口、行人，光靠正式职工根本管不过来。”
“承担的是21世纪的工作量，使用的却是上个世纪的编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在政府部门、执法机关的劳务派遣工问题多发的根源是用工双轨制。“旧编制制度造成吃空饷、编外人员大量存在，进而导致公权力使用不规范。”
“临时工”何时能真正成为历史?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开始了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南京市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编外人员不得超过行政编制的10%。甘肃省也发文规定行政执法机关聘用的合同工、临时工，只能从事于行政执法有关的辅助工作，不得单独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福州市纪委规定，单位临时聘用人员、借用人员违反机关效能建设制度的，还将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云南真宇律师事务所主任冀蓓红认为，应当严格明确协勤、协管人员不能作为执法主体，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培训等，同时应建立“临时工”责任人和涉事部门之间的行政过错责任调查和责任追究联动机制，消除“临时工”执法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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