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二大孙中山对右派发怒：要加入共产党(图)

2013年06月14日 07:24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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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第6544期，作者：裴高才，原题：《蔡以忱在国民党“二大”期间的往事》

1925年12月下旬，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蔡以忱(滨)，与董必武(用威)、钱介磐(亦石)、袁溥之代表省党部，刘伯垂、向忠发、谭芝仙代表汉口特别市党部，一同前往羊城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文作者为收集关于蔡以忱的史料，还原这段历史，曾采访了同蔡以忱一起编辑《武汉评论》的胡秋原与蔡以忱嫡侄蔡迪安，他们向作者讲述了国民党“二大”期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九十一号”起草青运案

那时，湖北还处于直系军阀统治之下，国共两党的活动处于地下。1925年12月中旬，“农运之花”丰俊英就为丈夫蔡以忱选配礼帽、围巾与长衫，还有一只小皮箱。下旬，蔡以忱提着小皮箱，与董必武一起秘密登上了粤汉铁路的南行火车。

抵达广州后，蔡以忱作为“九十一号”正式代表就投入了会议的相关筹备工作。在12月31日举行的预备会上，他就会议的宣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1926年1月4日上午10时，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在第一日第一号议案中，蔡以忱与吴玉章等10人附议。在1月6日下午2－5时的会议上，蔡以忱提出临时动议：“抗议法国在广州扣留的逆军军械，应即索还。”1月9日下午，蔡以忱与陈公博、侯绍裘、李国煊等被推选为青年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

1月12日，大会讨论选举办法，蔡以忱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本席以为，二种太不慎重，所以宜用四种。”15日是讨论主席团修正案。在讨论代表大会举行的时间间隔时，蔡以忱说：“为应付政局，发展党务，应一年一次为好。召集紧急临时大会，于事实上不易办到。因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党部的要求，所费手续太繁，非半年不可。故本席主张容纳主席团之意见，但最迟不超过两年。”在讨论候补执行委员的表决权时，他认为候补委员的与会人数，不应超过正式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蔡以忱参与起草了《青年运动决议案》和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1月16日上午，蔡以忱向与会代表报告了《青年运动决议案》，并说明起草的原意(第十一日第廿一号)。在18日审查《农民运动决议案》时，蔡以忱指出：“这个议案大体是不错的，但是偏于广东方面，因为在本党统治下，和各省有点不同，本席主张再多派几位代表为审查委员，将该案再审一次，明天上午再提出来大会讨论。”他的发言无异议通过。于是，在下午的讨论中，经主席团指定，蔡以忱、毛泽东、唐际盛、丁君羊、侯绍裘、韩麟符等6人重新审查，形成议案后，再交大会通过。

孙中山“联”共意坚决

蔡以忱的长兄蔡极忱，早年参加武昌首义，又与董必武在湖北军政府与鄂西护法中两度同事。在大革命中，董必武又成为蔡以忱的引路人，蔡成为董的左右手。此次会议期间，董必武给蔡以忱讲述了有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法之争。

那时，国民党右派不主张“联”共的提法，要求改为“容”共。这一字之差，虽差之毫厘，却谬以千里了。“联共”说明国共两党是平等的合作，而“容共”则使共产党附属于国民党，失去了独立自主性。因为事关国共合作的本质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据理力争。孙中山也非常开明，主张提“联共”，不能因妄改一字而影响到国共平等合作。对那些顽固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孙中山曾生气地说：如果你们都反对与共产党合作，那我作为国民党的领导人，就自己去加入共产党，你们觉得怎么样？！右派的错误主张才被压了下去。

此次会议的基调是贯彻孙中山先生先前确立的路线。通过了如下决议：继续执行孙中山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给“西山会议”几个顽固分子以开除、警告的纪律处分；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工农运动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36名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14名共产党员当选。

同谭延闿濡墨交流

会议期间，蔡以忱十分活跃，运用多种形式与国民党人士交朋友。那时追求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谭延闿，是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委会委员、常委，军事部部长，并蝉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而谭氏书法运笔流畅，结体宽博，尤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谭善诗联，擘窠榜书、蝇头小楷均极精妙。堪称民国书坛“四大金刚”(其他三位为善草书之于右任、善篆书的吴稚晖、善隶书的胡汉民)之首。

蔡以忱也是书法世家，其三伯父蔡宏谱(字润金，号兰陔)就是著名书法家，尤其是以柳书闻名遐迩，其得意门生金永炎(字晓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历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军官学校校长、广西陆军讲武堂堂长、鄂军都督府参谋长、民国大总统府幕僚处处长、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等职。蔡以忱自幼受父辈心传口授，其书法刚健遒劲，朴厚俊逸。于是，蔡以忱会同董必武一道，以诗联唱和的方式与谭氏泼墨交流，平添了一段佳话。其中谭延闿书赠给董必武与蔡以忱对联各一副，均由蔡以忱放入其小皮箱内存放。

广州归来，正值农历腊月，蔡以忱返乡过春节时，就将小皮箱及对联带回老家，由发妻吴金梅妥为收藏。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谭作为国民党中央代理主席驻汉，蔡以忱系国民党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二人合作共事。他们重提濡墨交流旧事，双方仍记忆犹新。

蔡以忱嫡侄、湖北省美术院著名画家蔡迪安回忆，在“文革”前，他们昆仲曾亲眼目睹，那两副颇有顾盼自雄气象的对联，分别挂于蔡以忱的二哥蔡襄忱与六弟蔡继忱家里。遗憾的是，“文革”期间被红卫兵作为“四旧”“破”掉了。蔡以忱书赠给谭氏的一联也不知下落。所幸蔡以忱的那只皮箱及其铜锁，如今作为革命文物由武汉革命博物馆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