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真凶再现案大多已纠正 聂树斌案成例外
证据“黑洞”
刑案成疑，并最终在法院环节得以纠正，均源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在记者采访的多起冤错案件中，诸如赵作海案、李怀亮案、张氏叔侄案、福清纪委爆炸案等，法院最初定罪的理由均是“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简称“两个基本”)。这一“两个基本”断案的观念，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并在后来的刑事审判中得以广泛运用，特别在几次严打中盛行。在司法界和学界，“两个基本”一直有争议。
经历过多起冤案辩护的朱明勇律师认为，“两个基本”并非法律概念，法律上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从79刑诉法到97刑诉法到今年实施的新刑诉法，法律条文对于有罪判决的要求均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无论是从字面上理解，还是从逻辑上来界定，基本与确实、充分，两者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可能导致一些证据还有一丝怀疑没有排除，而酿成错案。”朱明勇说，“两个基本”折射的是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落后司法理念。
据法院人士介绍，“两个基本”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目前，法院已经不会再按照“两个基本”来判案了，判决书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表述。
河南高院常务副院长田立文认为，在司法操作层面，贯彻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关键在于证明标准的把握。新刑诉法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进一步明确为“排除合理怀疑”，这一修改非常关键，对于引导司法人员由“有罪推定”的正向思维模式向“疑罪从无”的逆向思维模式转变，进而防范冤错案件有重要意义。
显著的案例是浙江张氏叔侄案。死者指甲擦拭物经DNA鉴定系“二张”以外的他人所留，但侦查、起诉、审判机关都没有重视该案存在的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仍然依据口供定案，认为“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思维模式。
个案纠错路径
近年来，各地涌现的种种冤假错案，哪一种是最无悬念的平反?答案是“亡者归来”。
这是极其罕见的低概率事件。在我国被公众熟知的有三起：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他们被指控杀人，但多年后，“死者”活着现身。佘祥林、赵作海以无罪之身走出监牢，而滕兴善却在“亡者归来”之前已被枪决。
“真凶”再现，往往也能成为平反一起冤案的决定性因素。记者梳理目前已知十数起“真凶”再现案例，大多数得到纠正。但河北聂树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却成为例外。
至于“疑罪从无”案件，司法机关纠结于“定放两难”。在进入司法程序后，因证据不足，往往被退补、发回重审，或者“疑罪从轻”。还有“疑罪从挂”，比如福清纪委爆炸案，12年审而不决，直至今年5月3日才宣告5名被告人无罪。
朱明勇介绍说，按照法律规定，冤案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必然进入二审。二审无非以下几种结果：发回重审、改判和维持原判，或者检察院撤诉。我国司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就是希望能通过二审程序发现一审错误，得到公平正义的结果。但长期以来，法院上下级关系变成了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由此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是基层法院习惯性地把拿不准的案件或者影响重大的案件，一审判决前主动征求意见或者获得支持，实质上把两审变成了一审，失去了两审终审制的本来意义;二是法院向同级党委或党政领导汇报，而这些领导又非专业人士，凭主观感受和汇报的情况来判断，一旦作出批示，同级法院又不敢不执行，造成错判。
对于一审法院直接宣判无罪的案件，朱明勇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曾经代理的河南马廷新案。这起惊动公安部的灭门血案，被告人马廷新由河南鹤壁中院一审判决无罪，高院发回重审，一审再判马廷新无罪，检察院抗诉，以高院裁定检方撤诉告终。
法治新气象
5月初，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强调，“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田立文评价称：“这一表述，折射出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是对无罪推定理念、疑罪从无原则社会价值的最好注解。”
朱明勇认为，今年以来密集平反冤假错案，与新一届中央要求“个案公正”及周强就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新气象有较大关系。
“十年来，最高法、最高检对于清理长期超期羁押案件相当重视，但各地仍频频爆出超期羁押冤案疑案，已经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朱明勇分析认为，涉法涉诉案件上访量大，进而导致维稳压力大，如何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亟需法治思维。
“特别是刑事案件，不是要人命，就是要人自由”，朱明勇说，几乎每一起冤案背后，都会产生一批访民，地方维稳压力巨大，李怀亮案“死刑保证书”便是其中的极端个案。
自4月以来，周强及沈德咏在不同场合，频频强调发挥律师作用，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错案上的重要作用。
在刑事审判中，朱明勇也感觉到了“一些起色”。
一是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多了;二是法官愿意听律师说话了，律师在辩护时甚至可以发挥。
朱明勇说，以前在庭审中，法官往往会要求律师在发表意见时，不要重复、要简洁，对被告人要求只需要回答“是”与“不是”，不准阐述。“现在，法官会让你说完。”朱明勇说，这有助于法官对案件的背景、对事实的整体把握，形成更为全面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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