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娱乐圈狗仔:曾查出郭德纲在单位贪污公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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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伟并不觉得因为偷拍给当事人带来伤害而感到不安,他说:“他们如果没事儿,我怎么拍也拍不到,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在卓伟眼里,他看到的明星从来都不是光鲜的,只能说是真实的,相对大多数公众来说他更接近明星的真实,然后他把这种真实传播给公众,让公众去做出判断。他说:“我也不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道德判官的高度上。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人在传统认识上有偏差,他总是把事业上成功的人跟道德偶像画等号。对于一个名人来说,我们推崇他,只是推崇他在自己的专业、事业上的成就。但是实际上这个人做人到底怎么样、品德怎么样,跟咱们也没关系,他也不跟我们接触。但是我们媒体也好,公众也好,大家不能人为地把他们捧到一种道德高度上。这些名人毕竟还能起到社会标杆的作用。如果有一天,这个人因为一个事情被戳破了,可能很多人会有幻灭感,会对人产生一种不太好的心理影响。所以大家不如去认识一个真实的、全面的、残缺的公众人物。对那些‘粉丝’来说,我们将很多美好的事情撕碎了再给他们看。我不是说厌恶这个娱乐圈,毕竟这也是社会大环境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是还原这些人的真面目,然后把他们并不光彩的一面爆出来,这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或者感到幻灭。”
狗仔队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事业
卓伟对新闻的理解并不像很多新闻从业者那样丰富,他的理解很简单,那就是真实、独家、轰动。谈到他做记者,卓伟说这是他自己人生的最大理想。平民出身的他,有股吃苦耐劳的韧劲儿,这也是他这么多年能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他说:“网络出现后,如果你的新闻被网络转载,就像滚雪球一样,舆论影响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反馈给我的成就感和兴奋感就更大,这就成为我一个特别大的动力。恨无知音赏嘛,谁都希望自己做出来的一条新闻能够越轰动越好。有了新兴媒体,你的新闻不会被淹没,它们会被广泛地传播,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用百倍的努力去工作。”
对于“狗仔队”的称呼,卓伟也从来不觉得是个贬义词,更何况他还能从中获得很多乐趣,这是很多记者体会不到的。“我身边的朋友、家人还真没有人觉得我干这个工作是不体面、不光彩的,也没有人说劝我要放弃。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就是个苦孩子出身,工人家庭。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大家还是认为记者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而且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所以,他们不认为狗仔队和记者有什么区别。我自己也认为,狗仔队就是记者,是记者这个行业里特殊的一分子,只不过采取的报道方式和手段不一样。”
但是家人也常常为他担心,担心他被报复。尤其是窦唯烧车那件事发生之后,卓伟的弟弟告诉他,那段时间他都不敢上网看新闻,替他担心。卓伟说:“可能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一样。我父母都是工人,从我们家庭环境来说,在他们眼里,我现在已经成功了。我原来只是想成为一个记者,我并没有想要成为中国第一狗仔队,甚至成立一个从事新闻报道的公司,我都没有想过,但是现在我做到了。不管别人怎么看,在我和我的家人眼里,在职业上我还算是成功的。我干记者的那一天,就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职业干下去,因为确实是得来不易。我有两个转折:一个是我从工厂进入媒体,成为一个记者;一个是我从天津到北京,从文化记者转型为一个狗仔队,不管是对于职业还是人生,这两个转折对我来讲,都是重生,我还是很感谢这个时代的。”
有一次,卓伟和一个香港狗仔队聊天,那个人感慨人生,说倒退十年,不做狗仔队,做别的肯定比现在混得好。卓伟说,倒退十年,如果不做狗仔队,肯定不如现在混得好。他说:“社会给你的选择是有限的,普通人只有唯一一次选择权,只有更高阶层的人才会有很多选择权。还有一个就是恐惧,我很害怕回到从前。离开《每日新报》,有9个月的时间我去了广告公司,在广告公司简直就是一种煎熬,有志难伸的那种煎熬,我只能咬着牙坚持下去,现在我们成立公司了,人也多了,但是这种危机感有时候更强烈。狗仔队、偷拍、八卦,没有人把它当作一项事业,很多人都不会把它当作一个职业。但是我先是把它当作一个职业,现在把它当作一个事业。”
卓伟做了10年狗仔队,但从来没有人因为隐私权和名誉权把他告到法庭。他一直在适度合法的前提下去偷拍,这或许跟他初入媒体行业因为一篇报道导致他失去工作有关,这一直在提醒卓伟,只要新闻是真实的,他就什么都不怕,而获取新闻的方式不能不择手段。也正是因为卓伟太珍惜这份工作,所以他一直保持很清醒的头脑,时刻意识到自己做事的底线在哪里,那就是他不会闯入私人空间,不会用非法手段获取新闻,不做违心交易,这比起很多常规记者来说他这方面确实让人佩服。同时,他总是怕这个团队做不好,做不好意味他的事业就完了。“新闻能够让人有成就感也能够让人有挫败感,因为每天的新闻都是新的。如果今天我有一个新的新闻,我的成就感就来了,如果今天我没有,挫败感就来了。跟我们合作的媒体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能做出他们没有的新闻,现在我们也是如履薄冰,如果有一天我们做不出别人没有的新闻了,我们的事业就做不下去了。”卓伟这种时刻感到的危机感跟他的生活背景有关,但也恰恰像一种规则在约束他,让他以正面的心态从侧面去挖取新闻。
卓伟说前段时间北京大风降温,他在北京南站坐地铁到劲松,出了地铁站他就开始纠结,是回家还是去北四环跟他们的摄影一起工作?当时已经晚上20点了。“我不想放松,因为有了第一次放松就会有第二次,如果让退缩成为一种惯性,肯定是干不好这个工作的。我和冯科现在带队伍,我们应该以身作则,不能传给大家这种轻言放弃的作风,能够坚持还是坚持。”卓伟说想到这里,他又走进了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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