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小伙出场费攀至五万 唱红歌改变命运（图）
好弟
原标题：非洲小伙唱红歌改变命运出场费攀至五万
黑人好弟不得不承认，他还是不够了解中国。这不是他能熟练地使用“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就能做到的事。
即使被称作“非洲红歌王”，他仍然要面对一个难以理解的逻辑：政府旨在改进工作作风的努力，让他的“红歌生意”凉了下来。
操着一口流利汉语的黑人小伙好弟知道李双江，会唱他的《小小竹排江中游》，甚至知道李双江的儿子。
好弟身高1.86米，体重足有一百多公斤，走在街上像一座黑色的山。不时会有人指着他后背说：这不就是那个唱红歌的黑人吗！
这种效应他已经享受了好久。自从2011年5月18日，他的经纪公司给他录了一段视频放到网上，名气和商业机会同时蹭蹭地涨起来。这个1985年生的黑人小伙子一身绿军装，在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下高唱《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还喊上一嗓子：“大家好，我是红歌王好弟，祝共产党90岁生日快乐”，瞬间轰动网络。
之后，他又带着《小小竹排江中游》等红歌，报名参加江西卫视的《中国红歌会》，取得第六名的好成绩；参加《星光大道》，获得月冠军。演出合约纷至沓来。
然而，好光景刚刚一年多，“冬天”迅速降临。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国所有的党政部门随即全部出台各种执行细则，官方出资的演出基本叫停。
“这是中国！别废话！”
5年前，他还没有“好弟”这个名字，亲戚们更多地叫他Steven。这个很英国式的名字是因为他祖国的历史——尼日利亚曾被英国殖民，至今英语仍是官方语言。他刚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在酒吧唱英文歌，跟他哥哥郝歌的起点一样。
事实上，“好弟”这个中文名字就是为了跟“郝歌”沾点儿光。给他起这个名字的人于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做牧师的父亲生了他们七个孩子，七个人走的路各不相同。老大郝歌是数学硕士，老四好弟是个药店店员，还在裁缝铺打工做衣服，是中国让他们兄弟殊途同归。
郝歌从小就加入了教堂唱诗班，拿到硕士学位后在邻国利比里亚做了一段航空工程师，辞职干乐队。父亲为此宣布和他断绝关系，直到他在中国登台演出的节目通过CCTV4被全家看到，态度方才软化。
他的成功影响了弟弟。在好弟第一次来中国的2007年，郝歌已经熬出了头，跟韩红在当年央视春晚对唱了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成为《星光大道》年度亚军，演艺生涯攀上顶点。
在中国唱英文歌是绝对不行的——这是郝歌给弟弟的第一个亲身教训。2002年，郝歌被一个河南人忽悠到郑州来，在他的酒店唱英文歌，越唱他发现越不是这么回事儿。人气惨淡，报酬极少，他们几个非洲人被安排到一个没有电视、没有暖气的房间。然后又被卖给一家酒吧。
郝歌强调，是“卖给”。今天的他一提到这段往事，仍会怒发冲冠：“你以为你是带了一帮奴隶吗？英国人已经这么干过了，你们中国人也想来这么一下？对不起，我是开玩笑。”
在决定回国的归途中，郝歌偶然去了北京一家音乐酒吧，发现“原来中国的音乐在这里”，留下不走了。日后，他靠在这家酒吧演唱，被刘欢看中，收为签约歌手。
受哥哥影响，好弟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北京。
尽管相差12岁，但他和哥哥一样，对中国的印象只有两个人：毛泽东，李小龙。中文一句也不会讲。2008年，他正式到中国来开始演艺事业，参加于欣组建的“五洲唱响乐团”，也上了“星光大道”，得到年度第四的不错成绩。他用中文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字正腔圆。毕福剑夸奖他：你唱得很好！你叫什么名字？他耸耸肩：Sorry。
真正留在中国，好弟才知道有多难。
按尼日利亚的风俗，用左手是不能递东西的。“这是去你大爷的意思。”可偏偏有一天，老板于欣用左手递给他一件东西。他说：大哥，你换个手，用这个手我不接……
“这是中国！别废话！”老板没理他。
可是，当收到于欣让他学唱京剧《铡美案》的时候，他还是惊呆了。几个小时内，他发了几十条短信大骂于欣。“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欺负外国人？”
“我觉得他唱包拯最合适啊，都不用化装，额头上贴个月牙就行了。”于欣的思路非常精准：一切服从于商业价值。
不服从不行。“你尝试过吃九个月蛋炒饭的滋味吗？”好弟竖起一根弯曲的食指，表示“9”。这是今天他很愿意提起的一桩往事。
进入2011年，好弟的机会终于来了：红歌。
红歌改变命运
2011年5月18日，于欣给好弟录了一段视频，放到网上。那首著名的《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于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让好弟唱红歌，纯粹出于商业考虑。“外国人唱红歌，尤其一个黑人唱红歌，路子不一样。”
学红歌比京剧简单多了。于欣让好弟学《铡美案》，得一点点解释，比如“铡案”，好弟不懂，要说成“桌子”才行。红歌通俗易懂，“党就是太阳，这多简单”。
一开始好弟很不习惯，甚至有些惶恐：在中国，难道军装可以随便穿？在非洲这样会有麻烦的，我要是因为穿军装被抓了怎么办……直到他自己被那段视频的点击率吓得目瞪口呆：七位数！这是真的吗？他迅速报名参加了江西卫视的《中国红歌会》，在南昌待了整整两个月。
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每天早起、排练、开嗓子的习惯，他到这时才有。一个月后，他敢唱《小小竹排江中游》这样比较高亢的歌了。
他的台风也被改变了。在台上唱《映山红》，“夜半三更哟，盼天明”，他兴之所至，模仿迈克尔·杰克逊转了一个圈。现场的嘉宾严肃地告诉他：好弟，你这样唱是不行的，你要用那种严肃的感觉唱。他悚然，这才回去查资料，去理解每一首红歌到底有怎样的背景。
“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开始唱这个歌，唱了以后，我自己都热爱中国共产党。”
他半夜找来电影《闪闪的红星》，看了一个晚上。上网一查，知道了《小小竹排江中游》的原唱者——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李双江。
虽然好弟最后在《中国红歌会》止步六强，但名气已成。于欣去南昌看他，打了三辆出租车，有两辆车的司机都知道好弟。刚到北京时他在酒吧唱英文歌，唱三四个小时才给三百五十块钱。唱了红歌，他的出场费已攀升至五万左右。靠红歌，他还拿下了《星光大道》月冠军，跟哥哥郝歌当年的年度亚军差不多了。
于欣本来还有力度更大的推手。他让好弟拍了个视频，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想趁中日钓鱼岛争端时放到网上，结果几个视频网站的编辑都不敢放，怕出事。
他只好自己写了一首《钓鱼岛是中国的》，放到网上。
随着好弟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商业演出想找他和哥哥同台演出，但没有一个如愿。
有记者问及此事，好弟的回答很乖巧：“因为我哥哥的水平太高了。”而从不唱红歌的郝歌对南方周末记者则回答：“我都给拒绝了……我们在音乐上和生活上，路都不一样。”
“大不了一直喝水喝到饱”
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好弟出名没多久，形势突变。2012年初，好弟的红歌生意遭遇当头一棒。重庆事件对全国红歌需求态势的影响非常明显。
到了这一年的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一个月内，全国有二十多个省份出台了针对“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每一个部门、每一级组织，都在想各种各样的执行手段。陕西洋县县委组织部为“八项规定”下发的文件，细致到“午饭不准宰杀活禽”和“宣传文字稿不超过400字，电视新闻报道不超过1分钟”的地步；而江苏泰州2013年举办的新春茶话会，文艺演出的6个节目全部请“草根”演员，没有请一个明星。
“你知道，现在政府出钱的演出都不让办了。”郝歌的经纪人王晟熙昱无奈地说，他的演出下降了三成左右，现在只能接到商业演出。
“八项规定”令演出市场整体下降三成——这也是中国演艺联盟秘书长、中华演出网CEO田志辉的估计。而以红歌为主打的好弟，遭受的打击更严重。他的演出下降了六成到八成，连带于欣的整个“五洲唱响乐团”生意都不好。往年乐团1月份有23场演出，2013年1月份只有6场。
田志辉倒认为，“八项规定”禁止政府出钱搞演出，有助于演出市场的健康。“政府出资，可以说不计成本，把歌手的价格抬得很高，尤其那些唱红歌的民歌演员。另外，它办的演出都是免费送票，这样又冲击了正常卖票的商业演出市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2009年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到2011年的建党90周年，是全国红歌演出的高峰期。好弟只赶上了一个尾巴。
无论想通与否，日子还得过。
于欣一边在祈祷“冬天”赶紧结束，一边找人给好弟写了一首新歌，叫《黑人兄弟》。思路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准，“习主席一上台先去的非洲访问。（我们）推这个还是比较合适。”
尽管一时不顺，中国并未亏待好弟，至少从体重上看是这样。5年的中国生活，他胖了四十多斤。
好弟以前对中国很多无法理解的地方，现在也适应了。“假如说吃饭，一个领导要来，要等他，他先到，他先让你，你才能吃。我都饿得不行，为什么要等一个人呢？人到了，他们又开始聊天，聊了半天，什么时候开始吃？你自己不能动手，必须他说你吃才能吃。现在我习惯了，大不了一直喝水喝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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