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

四

在此我不得不从所谓的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追本溯源一番。福柯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作者已死”。简言之，就是人作为一个“作者”和“开创者”，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话语”（dis－course）的建构而已，换言之，人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有人性的；儒家“人性本善”的说法，全被当今文化理论家批判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福柯还发表了一个重要讲演，题曰：“什么是启蒙？”内中把“启蒙”和“人文主义”观念肢解，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文主义，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启蒙也并不是歌颂人类理性的伟大，恰恰相反，福柯认为人并没有什么高超的理性，我们只有在不断被话语肢解而反思的过程中才能表现某种“英雄”态度。总而言之，人之所以为人， 并非是本质的或先验性的，而要靠后天的努力。这套说法，被福柯的徒子徒孙视为“反人文主义”的规范。但我认为福柯并非反对人性，而是把人性的演变画出另一个系谱，他晚期在法兰西学院的一系列讲演课程中，反而有点“复古”，从另一个层次进入古希腊对于个人身心修养（souci de soi；care of the self）的探讨，似乎又回到某一种的“人文”传统之中了。

福柯的历史理论影响更大，又被视为对于历史的连续性（continuity）的致命打击，至少对于历史的绝对真实存疑。我认为这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它反而让我们重视“现时”的意义，“现时”和“过去”的关系并非“由古至今”一以贯之，而是断裂的，用福柯的话说，研究历史就像考古学家挖掘埋藏在地下的碎片一样，我们必须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才能发现其意义。福柯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历史文本中发现的大多是知识和权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