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

集体——作为人民的集体——照样可以有人性，从延安时代到解放初期，不少作家和学者都试图在这个集体的框架中为人文主义请命，但个个遭到整肃。最有名的例子是一九五七年钱谷融教授发表的那篇文章：《文学是人学》，他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不过辩称十九世纪的西方（特别是俄国）写实主义文学作品之中，不少是批判封建制度的，所以有正面意义。但他依然受到全国性的大批判，成了众矢之的！我多年后在上海见过钱谷融，只见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我们变成了好友，他也绝口不谈这件往事了。

钱谷融的遭遇并非唯一的例子。从五十年代到“文革”时期，人文主义被“整”了整整二十多年，一直到毛**死后“改革开放”时期才又重新抬头。然而，经济上的改革步伐太快了，不到十数年就席卷整个社会。到了九十年代初，人文主义又再次受到压抑，这一次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大了。为了钱，不少知识分子“下海”，投入商界，于是在一九九四年引起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带头的几位上海知识分子（如王晓明、张汝伦）精神可嘉，他们为此还出了一本专书，叫做《人文精神寻思录》。

在书中特别提到：自五十年代以来，人文学科已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计划体制，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部门”，和学术上“求真的科学属性构成了不可解脱的矛盾”。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它非但明指人文精神即使在学院内的人文学科中也会受到政治的统制。演变至今，中国内地的大学正面对两种压力——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此外还有来自西方的一波新的文化理论，诸如“后现代”和“后殖民”，当然还有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所以北大的张颐武说：“人文精神也只有被放置于当下的语境中，与大众文化或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一致，经受反思和追问。”这一来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恰是这一个“后现代”的理论潮流，早已把西方的人文主义打得体无完肤，不成“人”形！

如果用学术理论的语言来说：我们当今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人文论述的可能性？经过大批后现代理论洗礼之后，还有“人性”或“人文”可言吗？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英国的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最近就写过一本书，名叫《理论之后》（After Theory），此书的前半部讨论各种当代理论的缺失，后半部则提出几个理论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如伦理、暴力、死亡、生态，等等，言下之意似乎有重返人文传统的意思。但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