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

三

再回头看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文传统变迁，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表面上反传统，胡适还提倡“全盘西化”（他后来觉得不妥，又澄清了这个口号，其实指的是中学的“世界化”），但骨子里并没有扬弃人文精神，只不过把中国的人文传统灌以新的科学意义。这在周作人的长文《人的文学》中有进一步的说明，他支持人文价值，但用了大量西方科学———包括生物学、遗传学、社会学———作为例证。周作人的长兄鲁迅，在其早期发表的文章和小说中，则从西方浪漫主义和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学说中演练出一套独特的个人主义哲学。依然是以人为本位的，此处当然不能详论。好在研究鲁迅的学者络绎不绝，以鲁迅为题的著述更是车载斗量，不必我再多饶舌了。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之说和以西方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为基础写出来的大量小说，不到二十年就受到严厉的批判。始作俑者就是毛**，他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正式提出：五四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小布尔乔亚的心态，更没有普遍的人性这回事，只有阶级性。毛**的说法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只不过他“一刀切”，以政治挂帅的方式下了断语（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序论中还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到了结论才武断起来），非此即彼，把五四的人文遗产一棍子打死，甚至对鲁迅也阳奉阴违。这可不得了，中国现代文学必须重新出发，以“工农兵”为主题，把所有“小布尔乔亚”的“个人主义”一笔勾销，从此文学中没有个人，只有以“工农兵”为首的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