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

这样的一个人文传统，一直传到晚清民初，在这个世纪之末，晚清各学人志士倡导采用新式大学章程，王国维等人依然把人文之学放在前面：如哲学、史学、文学等，然后再加上新的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严复受进化论的影响，提出“哲学”类的各种分科，指的并非纯粹哲学，而是经济和社会学等的实用学科，又称之为“群学”，但并没有放弃传统的经学。这在余英时的长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中论述得十分详细。余英时苦口婆心，认为中国经历一百多年的模仿西方之后，应该以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为主体再出发，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我十分佩服余英时的学养，也支持他的主张，但我还是要顾及到现在香港西化已深的专业人士，他/她们早已视中国文化传统为“异物”，或与之疏离，试问在座懂得“国学”的人又有几个？所以我必须也要清理西方的人文传统。好在金耀基写过一本名著：《大学之理念》。在书中他把西方的大学传统讲得也很清楚。他说西方的现代大学模式源自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纽曼大主教（Cardinal Newman）的理想：大学教育就是博雅教育，是训练学生的“人格”（characterformation）；到了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洪堡（Hum－boldt）大学成立时，又加入了学术研究的成分。虽然大学成了国家教育和文化的一部分，但它还是相对独立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认为：大学是一个知识的社群，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或其他势力的管制，而这个知识社群有资格如此，则要靠它的人文素质和教育。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的校长寇尔（Clark Kerr），才提出所谓Multiversity的概念，把大学作为社会的缩影和知识生产的温床，于是才形成现在的大学模式：科系应有尽有，各自分工，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逐渐凌驾于人文学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