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的终结——任戬对话张羽

张羽：我们为什么没有抽象，这和文化有关。我们现在所谓的大部分中国抽象作品，基本上是抄袭西方的形式，可以说是人家的抽象。极少的艺术家作品是与中国精神有关的新的视野，刚才说的空象、意念更有意思。我觉得，空象是一个有意思的概念，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层面，与我们传统文化的境界有关。

其实，我们的水墨画一直没有达到这个高度，虽然文人画已经具有比较高的境界，但都属于应物象形范围的一种境界，营造一种视觉境界，所以水墨画是不可能进入这个高度的。纯粹的境界应该建立在认识层面上的，空象是一种超然的境界，你只有通过你的方法直接进入表达，直接把你自己带进这个境界。所以，境界不是一个制造出来的东西，但是水墨画的境界是制造出来的。我们看西方抽象绘画他不会给你制造什么景象，而是分解之后的明确的，也是准确的构成关系，这是抽象。这种抽象绘画的方式既不在我们的逻辑里，也不在我们的视野里。在水墨领域里，我们很少有艺术家在这个层面上尝试过，只有王川和我在80年代做过这样的探讨。我做的是以几何抽象的极简主义的视角解决水墨的现代性，用极简的单纯的笔墨几何形对话极简的硬笔几何形态的关系。而王川是将花鸟画用笔的笔墨方式去呈现西方抽象形式的结构，我们与西方的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毛笔及宣纸和水墨的特殊性。从这种角度来讲，你靠外在形式结果一定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

我一直认为，八十年代现代水墨时期没能解决水墨的现代性问题，是九十年代实验水墨解决了水墨的现代性。从此为我们打开了水墨的一扇窗，同时为我们构建了一座通往当代艺术的桥梁。有了这座桥梁才有了关于水墨之后的问题连接，这也是水墨终结的意义。

任戬：终极问题的解决必须有一个过程，像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才有了日本当代视觉上的东西。在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你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怎么能成为世界性的？而你现在通过这个过程呈现了这个思想。

张羽：中国的水墨画方式一直以来就是自娱自乐的。但实际上今天我们更关注的是你和整个人类是一个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