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布鲁诺 拉图尔 ：艺术与科学

问：“打破偶像”(l’iconoclash)想表达什么？它在今天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译注4)

答：Iconoclash是我们发明的一个词，首先是为了给一个展览取名字，这个展览虽然来看的人少，却出名了，这个词指的是圣像破坏行动的中止。在圣象破坏运动(iconoclasm)中，你认为摧毁图像很好，就像现在的塔利班对待廷巴克图的苏菲派圣人墓那样，或者像今天我们一谈到对社会和资本主义激进批评时就去怎么样做。圣像破坏于是被看成美德。“打破偶像”是这种美德的中止，是对这一美德的质疑。在原教旨主义成为一道思想分界线的时期，实践打破偶像而不是破坏圣像非常重要，尽管这个词不是很美——它混合了希腊语和英语，但是其意义非常重要。打破偶像就是在开始击碎图像之前，质疑这些图像做了什么，而不只是立刻将它们看做愤怒的来源……不是所有的圣像破坏者都是塔利班，有许多批判思想、批判思想的自动化，都有一个说教版本，都有这样的危险。

在展览中我们将三个领域、三种再现形式联系在一起：宗教、艺术、科学。圣像破坏属于宗教部分，至少是摩西和他的第二诫以来的各西方宗教。我们在艺术里也发现了它，因为直到先锋运动末期的当代艺术都被看成自愿的圣象破坏运动。这个运动也存在于科学领域，虽然较少为人所知，它反映在对图像和视觉化状态的深刻不信任上。我们在画册中将这三种再现形式放在一起。

问：在您的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中，您解释了现代性从未达成其目的，也从未完成知识独立以及文化与自然分离的计划。从这些方面来说，我们是否从未像现在这么不现代？

答：是的，可以这么说。我们从未现代过，但我们现在更加不现代，以至生态问题给了文化与自然的分离公式一个荒诞到无人支持的意义。现代性这个说法意味着有一道分界线，人们以此将自然问题和文化问题区分得越来越开。不过现实正相反，它们之间越来越亲密。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曾十分短暂地现代过，大概是在 40年代的战后，我们对世界的组织结构前景非常乐观，对人类解放的前景非常以人为本(anthropocentrique)，现在，显然没人再想象我们共处的这条地平线就是现代化的分界线。欧洲确实是这样的，而其他文化同时处在一个经典意义上的超级现代化(hyper-modernisation)时期，农村变革、城市建设的阶段，比如巴西、中国或者印度。那么，说我们几乎没现代过的“我们”，应该有所变化。这个说法适用于欧洲人，但不太适用于美国人，原因是他们对生态问题的强烈批判，是一种值得观察的美国式倒退。一个巴西人当然会欢欣鼓舞地进入加速现代化的状态，不需要很长时间；但这是他们的分界线，不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