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布鲁诺 拉图尔 ：艺术与科学

问：“艺术是我，科学是我们”，这是克洛德 贝尔纳(Claude Bernard)的话，您怎么看？(译注1)

答：这种将艺术科学区分开来的看法非常十九世纪，它以相当古怪的方式表达了艺术是主观的，而科学应该是集体的或政治的。我不认可这种区分。艺术更加是“我们”，它参与集体(collectif)的构建，而生产科学的集体是个相当奇怪的集体，有时候仅限于几个科学工作者，有时候遍及民众。能够自称 “我”或“我们”的集体规模是非常多样的。

问：艺术家与科学及学术活动(l’activité savant)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答：艺术家对科学过分无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创立了巴黎政治学院艺术政治学校(SPEAP)，此举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深深的无知，不是对作为结果的科学无知——科学结果不那么重要，而是对作为调研的科学无知：实验、测试、构建世界，这些事对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而艺术家是与这些事相对脱离的。不过艺术家也在媒介之间互相隔绝，做录像的不懂小说，写小说的不懂诗歌，写诗歌的不懂绘画，所以说是完全分离的。在科学工作者这里也是一样的二分法，他们对当代艺术一无所知，对社会科学的无知尤甚，政治学院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也是运作SPEAP的目的之一：努力找到这两种美学，艺术美学和科学美学，让人们感知那些有点复杂的现象并尝试将这些现象联系起来。

问：这就是不把科学史和艺术史分开来研究的好处？

答：这种神秘学说(hermétisme)已经完全变了。25年来，艺术史家和科学史家之间的联系多不胜数。比如我们想到斯维特拉娜 阿尔珀斯 (S. Alpers)这样的人，他那本关于荷兰绘画的名著，就是一部科学史。(译注3)反过来，达斯顿(Lorraine Daston )和彼得 盖里森(Peter Galison)合写的 《客观性》(Objectivity)一书，既是科学的历史也是艺术的历史。在实践中科学和艺术从来不分家。是教育、教育系统让人们将它们分开，有很多人，尤其在政治学院里，对艺术史或科学史特别无知，这并不能损害它们之间的联系。

问：谈论科学工作时也可以像在谈论艺术时一样说到想象吗？

答：我会回避想象这个词，首先因为许多艺术家完全没有想象力。发明世界是应该的，但是想象这个词有着过于主观的涵义，而且这个词跟艺术与科学分离的特定历史有关。我们应该这么说，创造和发明世界的能力在二者中是一样的。重复一下，二者之间有许多互相渗透，但不意味着它们是同一种活动，因为科学论据和论证机器的生产跟艺术论据和论证机器的生产方向完全不同，即使是同样的人类、同样的大脑、同样的认知能力，同样的情感经历。二者都需要激 情，也需要完全有能力向内退，需要想象那些对象(objet)会成为什么，所以如果你研究一条染色体和及其分离，就必须成为这条染色体；同样如果你要研究或者扮演唐璜，就要成为唐璜，也需要转换视角的能力和进入其他人物的能力，所谓的人物可能是唐璜这样的人类，也可能是染色体这样的非人类，但都需要同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