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取消文理分科：是否可行，有无必要

“怕吃苦莫进此门”、“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两眼一睁,开始竞争”……这些原本属于军营的口号,如今被悬挂于许多高中校园最显眼的位置。

高考强大的“号召力”,使之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风向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集意见以来,在所列举的4个方面20个问题中,“如何改革考试招生制度”、“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与高考有关的内容,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高考,注定是教育改革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分科之争:不同群体的态度迥异

在江苏、湖北、安徽等省,高中文理分科变得越来越早,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学生一进高中便为自己“规划”发展方向;北京目前还没有取消高中文理分科的计划,2010年新课改高考方案将保持相对稳定。在大体方向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各地“稳”字当头。

就“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一议题，做了一个网络调查,吸引26万余名网民投票。结果显示,赞同取消分科的比例接近54%,认同文理分科的比例接近40%,观点对立明显。

在分科之争中,不同群体的态度迥异:专家和老师基本持赞成态度,学生则明显倾向于反对。武汉市育才高中校长游启群认为,取消文理分科是件好事。他说:“理科班学生不学政史地等知识,其知识结构存在缺憾,可能会缺少文化底蕴;而文科生不懂理、化,其思维可能会缺少理性和条理。”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梅生说,高中过早进行文理分科,让部分大学生的基本素质较弱,大学的通识教育甚至要为基础的素质教育“补课”。

由于担心课业负担加重,绝大多数学生反对取消文理分科;他们认为,分科有利于自己及早选择今后的发展方向。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取消文理分科,似乎实现了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推动了教育质量的提升;实际上,如果操作不当的话,无疑又会在本已不堪重负的学生头上压上一块“巨石”;从大教育观来看,“全面教育”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教育状态。

在激烈的观点对立之中,触及到的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考试制度。北京一位中学校长表示,现行的高考制度按文综、理综方向设置,在这种状况下,取消文理分科的可行性不大。有些人担心,在高考制度“动手术”之前,贸然取消文理分科只会加重“病情”。

问题的核心十分明了,就在于那一份决定一生命运的试卷;在这份试卷的“裁判”下,学生被区分为人才与非人才。不同的社会群体之所以对文理分科的观点有如此大的差异,就是因为他们充分领教了这份试卷的“威力”;取消文理分科,无疑会从根本上改变“裁判”的方式和结果。

源头之辩:文理分科是否源于课程设置

对于文理分科的源头,有人归结于高中阶段的课程设置。他们认为,在普通高中的课程体系中,本来就设有文科课程和理科课程,也就顺理成章有了文理分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全面更新课程设置是解决文理分科弊端的关键。

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彭水成,是一位有30余年基础教育研究和管理工作经验资深专家。他说:“这是一个认知上的误区。现行的普通高中课程体系,大体涵盖8个领域,分为15个科目;其中,文科类占30%左右,理科占30%多一点,外语约10%,其他为综合实践类科目。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些都是一个人在社会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知识,知识安排的结构是相对合理的。”

彭水成认为,从根源上讲,高中出现文理分科是高考调节的效应,与课程设置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两大矛盾:其一是学生自身的矛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在某个阶段及时确定发展方向是很有必要的;二是考试评价与学习负担之间的矛盾,如果每门课都要考试,学生负担将会很重。高考文理分科,正是这些矛盾调和的结果。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彭水成不同意高中过早地进行文理分科;至于由此而来的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他认为可以从降低考试难度入手来解决。他认为,学习的负担与课程设置有关,但与考试命题的难度也是密不可分的。彭水成打了一个比方:命题者增加一个点,应试者为了不至于遗漏,就会画一个圈;命题者画一个圈,应试者就必须找来一个更大的圈;如此不断延伸,恶性循环,使得应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大大超出了教材的范围,学生的学业负担不断加重,成了学习机器,牺牲的是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他认为,要知道,知识的提高,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就像资本积累的过程一样,带有残酷性。

对于这一问题,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徐金山也是感同身受:学生负担重并非高考所致,减负首先要减少教学内容,其次是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最后才是高考对教学大纲的认可,严格按教学大纲的内容命题;基础教育是基础,而不是创新;教育不能行政化,功利性不能太重,更不能急功近利。

必由之路:教育改革应始于考试制度

由于考试评价制度不健全,高考的功能被无限放大,最后发展成了一个戴在中国教育体制头上一道无形的“紧箍咒”:单一的评价手段,不但约束了作为师父的“唐僧”们,也使无数的“悟空”不敢越雷池一步,教育成效大打折扣。

基于减轻学生负担等多种因素的考虑,湖北省前些年取消了全省性的水平考试――会考。此举使文理分科得以更早、更“坚定”地执行下去;广大高中教师和学生唯高考“指挥棒”是从,考什么,学什么,文科生不学理化生,理科生抛开政史地。

许多专家认为,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高考分科是否合理,而在于考试制度本身。高考作为唯一评价手段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凡是对提高升学率有帮助的,无所不用;凡是没帮助的,则弃之如草芥。这也正是高中文理分科虽屡遭诟病,却依然岿然不动的原因。

教育改革,应该从考试制度的完善开始。彭水成反复强调,应该建立与普通高中教育相适应的水平考试制度,区分选拔性考试和水平性考试;一直以来,高考制度之所以引来众多非议,就是因为这一考察评价方式高度重视选拔性考试,忽视了水平性考试。

徐金山则认为,上世纪90年代开始,高中会考承担了这方面的任务,而考生特长则由“3+x”中的“x”体现,结果不尽如人意;应当设置高中学业考试,范围包括“语数外”以外的高中文化课,考试成绩按一定比例加入高考总分;高考的选拔科目考试仍为“3+x”,“x”由大学选择。与此同时,他还建议,根据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在不同时段,按不同学校类型,组织不同内容的考试。

还有学者提出,只有考试和录取的分离,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考的“威慑力”。他们建议,对于考试成绩的运用,可以给大学一定的自主权;在此基础上,推行多元评价体系,高校录取学生,既要靠统一考试的成绩,还要看其在中学的排名和选修课程的情况,以及社会实践活动和研究性报告等等。

得失之间:考试制度应回归以人为本

有人做过一个简单的对比,在100名中国大学理工科毕业生中,只有1.5个人符合跨国公司的用人标准;而在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邻国印度,这一数字是7.6个,明显高于中国。这个对比虽然显得有些武断,但也确实让人警醒:我们有必要反思自身的教育体制,尤其是考试制度。

正是因为看到了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在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专家们确定了三个方面的主要目标:一是初步实现教育现代化;二是基本建成学习型社会;三是基本建成人力资源强国。切实促进公民素质的提升,成为教育改革和规划的出发点。

彭水成认为,对于高中教育而言,过去的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其功能体现为“双重任务”,一方面为高等院校培养合格的新生,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后备军。总体而言,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本位思想。现在的高中教育则应更多地体现以人为本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改革目标。高中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为社会公民的终生学习打下基础。

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改革,都将改革目标指向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核心能力的培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有些能力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各个国家都希望通过针对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以及教学方法的改革来加强学生的基础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到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2700万,规模世界第一。但是,人力资源大国并不等于人力资源强国。韩国、以色列、芬兰、瑞士这些“小国”,虽然人口基数不大,但是其人才培养的质量很高,因此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了较为有利的地位,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人力资源强国”。以瑞士为例,他们推行的是“双元制”教育模式,基础知识和职业技能得到很好的结合,并没有一味追求高学历。正是有了这种教育理念,才培养出了一大批世界顶级的钟表制造业人才。相对而言,中国的人力资源由“大”到“强”尚需一段时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站在国家整体发展高度拟定的,问计于民的过程又会使其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我们有理由期待,通过《纲要》巨大而超常的动员力,可以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未能得到解决的重大关键问题,使教育的基本功能得以回归。

作为应试教育的产物，文理分科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延续了多年。（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