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母亲笛妈：这几年的眼泪，一缸水都装不下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笛妈抽泣起来。女儿离姥爷近了，可是离家远了。

这个位于北京延庆的公墓，距离沈阳约有700公里，开车需要约8个小时，坐火车需要4小时44分，最快的是坐飞机，也需要1小时25分钟。

笛妈没有车，坐不起飞机，每次来看女儿，选择的都是火车。

第一次来看女儿，她拼命记住一路的地名、站名和公交路线。到墓前，她把这些一个不落地说给女儿，生怕落了一点儿。

“女儿聪明，回家的路肯定记住了。”她望着墓碑说。

这是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着丈夫、女儿和笛妈三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远在一起。”

丈夫和自己的名字，是笛妈要执意刻上去的。她甚至坚持要把三个人的名字，都描上金字——在北方风俗里，这意味着一个人真正地告别世界。

她没能如愿。

“那就一定得在碑上刻上‘永远在一起’。”她如愿了。

两年前，她和丈夫卖掉房子，搬离了居住了几十年的沈阳，去到一个陌生的辽东半岛西北部小城。

搬家两三天后，笛妈就坐火车赶到北京，奔到女儿墓碑前。

她说，女儿，我和你爸搬家了，我来告诉你一声啊……你别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我们把咱们家里的家具什么的，都搬过去了，你的床也搬过去了，怕你不习惯，就是位置朝向改了，因为房子格局变了，你别怪妈啊……

“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只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三年前，国家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生完女儿十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不可能出现”。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孩子，什么证也办不下，“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摸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厂里的书记，有一个女儿，女儿被开水烫了胳膊，并不严重，书记去开了一张伤残证明，得以再生一胎，男孩。笛妈当时不理解：书记怎么能这样呢?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怎么不求上进呢?

“人家就是高，要不然怎么当书记呢!”现在，笛妈懂了。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了双手，像一个天秤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一个千分之五点四的风险，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可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