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理财众象丛生：只要有人接盘博傻就好

追本溯源儒文化

前面提到的六种行为，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环环相扣，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中的核心是“重人情，轻世故”，它是其它行为的基础。因为重视人的作用，所以“大师”们无论讲什么，在普通百姓听来都是经典。因为轻视事的发展与公共规范，所以很多人喜欢变通。大黄鸭出世没多少长时间，各地的山寨版大黄鸭就四处开花。由此，也不难理解盗版光盘在中国屡禁不止，因为从文化传统层面，人们并不排斥这种变通行为。

再比如，从众行为跟“重局部，轻大局”是互为表里的。重视个人利益或者说小团体的利益，是一窝蜂似的从众行为的文化驱动力;从众行为看似有利于个人利益，但从众行为叠加在一起，却是整体利益受损，“大河缺水小河干”，最终也会影响到个人利益。

这六种行为的背后到底有没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在起作用?这种文化传统又是什么呢?

显然，答案是肯定的。主宰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在人们的思想里根深蒂固，深深地影响了各种看似不合理实则合理、看似理性实则非理性的行为。

由圣人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经过后代追随者们的阐释和发展，最终演变成历代统治者所青睐的文化教条和精神支柱，各种行为无一不打上它的烙印。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又排在首位。所谓“仁”，是指爱人，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做事为人为己。而其实，“仁”不过一个美好的理想。儒家认为，要做到“仁”，则要遵循“义”和“礼”，前者是道德规范，后者是行为规则;此外，大力提倡“忠、孝、悌”，也就是对上级、对长辈最大程度的尊重。

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标准的，全凭个人好恶和感性，并没有一个客观、可量化的东西。当然，这样的文化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统治者制定的规则必然全盘接受才是“忠”。既然如此，上级和长辈讲的故事，不管好坏，你必须听进去，并按照他们提倡的去做事。

我们再看“智”。这个字自然包含了灵活和变通。只要不违背“义”和“礼”，只要对上级和长辈保持尊重，你尽可能去创造和发挥。

至于“信”，这个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石则是放在最后的。也就是说，所有商业规则、做事情的规范虽然重要，可跟义、礼、忠、孝等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一定是次要的，是暂时可以不考虑的。既然如此，对公共规则的变通、灵活处理也就不难被人们所接受，并进一步地改造、利用，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做事规则的漠视和灵活处理，决定了个人甚至是小团体违规行为的频发;至于这些行为加总在一起使整体利益受损，则是大多数人事前并未意料到的。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做饮料认为多添加些色素、糖精、防腐剂等不会怎么样;做包装盒的为降低成本，使用重金属超标的材料;开超市看饮料快过期了，换个新标签，觉得这样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可问题是，这样的饮料谁还敢喝，最后从中获利的相关行业统统遭殃。

在儒家文化的制约下，大众容易呈现两种状态：大多数人喜欢让别人来拿主意，在单位领导说了算，在家里听从父母的意见，就连找对象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也有一部分人表现出逆反心理，过分相信自己，从来不信什么专家，喜欢孤注一郑，奋力改变命运，而对风险考虑不足。

总而言之，开什么样的花，自然结什么样的果，万物变化皆有因。诸多中国式行为，跟中国最传统的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横看成岭侧成峰

最后，对儒家文化及其影响的行为方式，做一个简单的评判。经过研究后，我们发现，给儒家文化贴上一个好标签或是坏标签，都是不恰当的。凡事都有其两面性。

首先，那些文化劣根性的东西必须批判，并且想尽各种办法去纠正。

情大于法、人重于物的做法，会损伤社会的公正性，进而开历史的倒车。比如，食品安全的治理，没有严厉的惩处，造假的三鹿最后重组了，涉事的官员隔几年又复出了，司法公正在讲人情中消失殆尽，结果是不添加三聚氰胺，别的有损身体健康的东西照样添加，消费者对国产奶粉彻底失去信心。本来社会分工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可企业败德行为的频繁发生，终极结局有可能是重返自然经济时代，每家都种上几亩地、养上几头牛，以保障全家的食品安全。

全部的盲听、盲信，凡事不过脑子，肯定是不对的，那样就失去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也许有“人家吃肉，自己喝汤”的机会，但大多数时候连汤都喝不到。反过来，过分相信自己，不停他人的意见，倾其所有甚至运用财务杠杆去博取高收益，则是风险极高，很有可能赔得血本无归。显然，听取别人意见和坚持自我如何合理地结合在一起，才是最理性的选择。

其次，对于传统文化，不要一棒子打死，还要发现其闪光点，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扬光大。

比如说变通和融合，排除掉那些小聪明和对法理的伤害，有时候也不啻为一种创新方式和处理矛盾冲突的合理化解决方案。

观音菩萨是一位舶来的神仙。在印度，观音菩萨是男身，隋唐之前传入中国时也是如此，那时留下来的塑像都是唇上有一撇小胡子。可是唐朝以后，观音变成慈祥和蔼的女性形象，这是为了顺应中国人“父严母慈”的文化认同感，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不就应当是母亲的形象?更有意思的是，观音本名观世音，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而改名。这些变化，显然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和创造性天赋。

现实生活中，也经常有这样的创新。像为了照顾各方利益，在评奖的时候出现并列第一，金鸡、百花评奖经常出现类似情形，而被人戏称为“双黄蛋”。当出现左右为难的情况，不管怎么选择都无法避免矛盾冲突，这时聪明的中国人就会想出一个好的办法，那就是取一个中间状态，各方都能接受。皇太极去世后，福临上位、多尔衮摄政就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电视节目《赢在中国》中，因中途改变规则而难以判断两对胜负的时候，并列第一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其实说来，大凡文化的事，原本就没有完全的好坏对错，只要取长补短、趋利避害，对于糟粕，通过别的方法和途径加以约束和修正，对于精华，要学习和继承，就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行为，并在现实活动发挥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