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理财众象丛生：只要有人接盘博傻就好

“中国式”的文化基因

中国式过马路说明，只要有人带头违规，我就加入其中，反正法不责众。

中国式结婚表明，婚姻绝非两人之间的事，而是两个家庭，乃至两个家族的融合。

中国式离婚告诉我们，宁可瓦全，绝不玉碎。

中国式体育讲述的是，举全国之力，金牌无法承受之重。

中国式投资演绎的则是，买椟就好，跟珠无关;只要有人接盘，“博傻”就好。

凡此种种，诸多打上“中国特色”标签的行为形形色色，却有不少的共同之处，并且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也大抵相同。那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此众多的中国式行为?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

剥丝抽茧“六宗罪”

把各种各样的中国式行为归纳在一起，我们发现：以下六方面存在着共性，并且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其一，讲故事，听者众。

翻开史书，关于祥瑞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汉宣帝时期，颍川太守黄霸发现了一只长尾雄鸡，进献给皇帝，称其是“凤凰”。皇帝龙颜大悦，天降祥瑞，说明老天爷表彰他皇帝做得好，于是升黄霸为御史大夫。也就是说，从河南省禹州市市长升职为中纪委书记。

放在当下，人们肯定是不信的，鸡大家都见过，凤凰却只出现在神话传说中。但在古代，老百姓都相信，毕竟天人是感应的;不仅如此，连皇帝都深信不疑，还写进了史书。

讲故事和盲听、盲信，历来就密不可分，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不要以为随着时代进步，祥瑞已经没有市场。实际上，关于祥瑞的故事，从未销声匿迹，只不过换个马甲而已，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

比如说，手游、民营银行、自贸区等，哪一个不是在概念阶段，就一路高歌、突飞猛进?哪一个不是鸡犬升天，即使是八竿子刚能打着一点点，就赚得盆圆钵满?

其二，随大流，不挨揍。

“枪打出头鸟”是一句俗语，说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要承担风险，做事情太冒尖也容易出问题。这表明，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是风险规避者。与之相近的是另一句口头语“随大流，不挨揍”，一定程度上从众是个明智选择。

唐太宗时期，有魏征作标杆，很多大臣敢于向黄帝提意见。到了武则天执掌天下的时候，敢于直言的谏官寥寥，相反，有来俊臣这样的极品酷吏作“榜样”，一时间，揭发告密者横行，冤假错案频频发生。

诚然，前面有深水时，跟着前车并保持一定的距离是最佳方案;选择餐馆时，看哪家食客多，甚至排队等位的人越多，表明菜品和厨艺必然上乘。

投资市场上，我们也经常看到类似的现象。当中国大妈成为一个新名词的时候，足可以看到抢购实物黄金的中国投资者人数之众;当盲目跟风在股市盛行的时候，你就知道“追涨杀跌”背后的行为逻辑;当小学教育成为稀缺资源的时候，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学区房就成为香饽饽，有的总价过亿也就不难理解。

其三，重人情，轻世故。

从禹的儿子启开创夏朝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前后三千多年一直奉行的是人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他的话叫圣旨，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更看重人的作用，而忽视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更强调人的情感，而非法的精神。于是乎，《红楼梦》里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变得司空见惯，包拯怒铡陈世美显得凤毛麟角，并且是出现在戏剧舞台上，而非现实之中。

所以，我们能看到赵丹阳和巴菲特吃了顿午餐，两人聊了点关于股票的事，赵丹阳手里的物美和巴菲特投资的比亚迪就开始大涨而特涨的怪现象，而不去管这两家公司本身的价值。

再比如史玉柱，当年公司破产坑了一大帮买楼花的人。几年后，当他藉脑白金东山再起，用一个多亿回购了巨人大厦的楼花。于是，史玉柱被塑造成英雄，一个讲良心的企业家，没有人再去追究烂尾楼给多少家庭造成伤害的责任。

其四，不拘泥，巧变通。

武则天是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在登基前遇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首先，要为自己当皇帝找到法理基础，但传统儒家文化里“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的说法无疑把她的前路堵死了。既然儒家不灵，那就在佛教典籍里寻找。《大云经》里关于净光天女成女王的传说，就成为最有说服力的依据。于是，《大云经》的通俗读本《大云经疏》和普及教育基地大云寺，就遍地开花，为女皇陛下鸣锣开道。

此路不通绕道行。这种善于变通的做法，是很多中国人心底认同，至少不会反感的。中国式过马路——只要凑够一撮人，就跟红绿灯无关——其实也是一种灵活变通的方式。中国式问责制——涉事官员先被撤职，几年后异地复出——体现的同样是变通。

资本市场上也是如此。当IPO无望的时候，并购重组、借壳上市就成为不错的选择。当保护投资者利益和企业的融资需求之间出现两难选择的时候，优先股就横空出世，好像是专为解决上述问题做出的制度设计。当诸多理财渠道纷纷关上的时候，民间借贷、小额贷款似乎又为投资者开启了一扇窗。

其五，赌不赌，两重天。

中国人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要么拿身家性命，乃至家族兴盛奋力一博，“成者王侯败者贼”。

鲁迅作品关于民众麻木不仁的描写，是前一种状态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大众化。而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期，后一种状态就变得更有号召力，从农民起义到武装暴动，再到政变兵变，“大楚兴，陈胜王”，“迎闯王，不纳粮”，哪一个不是在豪赌，哪一个不是极具煽动性。

我们看现代人的投资理财，也延续了这样的两种状态。有的人只知道一门心思努力工作，多挣钱，然后存银行，根本就不懂得钱生钱的道理，也不会做任何方式的投资或者理财。更有甚者，对于保险一窍不通，觉得是在花冤枉钱，现在身体好好的，买什么保险啊。除了单位给上的四险一金外，舍不得买任何一种形式的商业保单。所有的积蓄都躺在银行户头上睡大觉，至多是定期存款，根本就不想办法，任凭通货膨胀一天天侵蚀着自己的资产。

有的人则是将投资理财推向另一个极端，非常偏好高收益、高风险的产品，不惜将自己百分之八九十的资产都投入进去，像赌徒一样去博取更高的收益。比如说融资融券，一些券商对中小投资者只开放融资业务，也就是仅仅鼓励投资者运用融资杠杆博取更大的收益，而忽视其中存在的高风险;至于融券这样的对冲风险手段，却不对中小投资者开放。

很多人喜欢运用财务杠杆，放大自己的风险、收益。一些企业家喜欢玩借鸡生蛋的游戏，在银行贷款、民间借贷、IPO融资等外来资金之间游刃有余，长袖善舞。当然，也有在乾坤大挪移的过程中因捂不住盖子而资金链断裂的。很多炒房者青睐抵押贷款，只要付得起首付和月供，就能撬动上千万的房产。期货、外汇等采用保证金交易的投资方式，在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拥趸，趋之若鹜，乐此不彼。

几乎所有的投资理财书，都会讲到资产的合理配置，讲到“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进同一个篮子”。但是，在中国投资者身上，我们却经常能看到孤注一掷，看到“把所有鸡蛋都放进同一个篮子，并且想办法把别人的鸡蛋也放进这个篮子”。

其六，重局部，轻大局。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在敌与友之间不断变换着身份。赤壁之战，刘备和孙权是盟友，一起对付曹操;后来，刘备的地盘不断扩大，孙权和曹操又走在了一起。吕蒙白衣渡江，关羽败走麦城;刘备执意复仇，却在夷陵之战中被火烧连营，最后死在白帝城。无论三国中哪一方，都是为各自的利益而拼杀或结盟。

再说一下明朝。在这个朝代的中后期，皇权和相权形成尖锐的矛盾。比如万历一朝，在立太子这个关键问题上，大臣坚持立嫡立长，皇帝有自己的小算盘。于是乎，一大批重臣开始死谏，即使被打板子、革职流放甚至掉脑袋，依然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表面上看，这些人，可以说忠心可鉴，宁折不弯;但实际上，也不过是为了内阁这个小团体的利益。

而现代，这种为局部利益而置大局不顾的做法，也散见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中国式过马路，就是方便自己，方便一小撮人，而对公众利益、交通规则置若罔闻。中国式接孩子，就是为了方便自家孩子而把各种交通工具挤满学校门口的马路，让路过的车辆和行人苦不堪言。

博弈论里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囚徒困境，个体的理性选择加总在一起，最后是集体利益受损。我们总在遭遇这样的困境。上公交车的时候，每个人都往里挤，希望抢占一个好的位置，最后的结果是无法正常发车，所有人都迟到。很多奶企都在考虑利润最大化，如何压缩成本，不惜添加三聚氰胺等添加剂，却没想到别人也这么想、这么做，最后的结果是整个行业遭殃，没有人再敢喝任何品牌的牛奶。

资本市场上也是如此。一些上市公司自以为聪明，用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欺瞒投资者;耍小聪明的公司多了，就会带来整体的信任危机，投资者用脚投票。一些投资者看什么热就炒什么，从黄金到核桃，从黄花梨到玛瑙，只要高价卖出就能挣钱;却没想到，大家都来投资，市场需求量却无法数倍放大，最后的结果就是“炒房成了房东，炒股成了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