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 山东文革由此开始

康生调王效禹进京

10月9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山东省委派我、白如冰、苏毅然参加了这次会议。几个月来的风风雨雨和所见所闻，我开始认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乱下去了！无政府、无组织地冲击党政机关，无限制地串联、无节制地批斗，势必影响各级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行前我就作好准备，要把自己的想法向中央反映。在10日举行的小组会上，我作了发言，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 　　然而，有一天，陈伯达、康生找到我们说，要调王效禹（时任青岛市副市长，与康生之子、在青岛工作的张子石联系密切：编者注）进京参加这次会议。通过处理“青岛事件”，我对王效禹有了新的认识。他在“青岛事件”中的恶劣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已认清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让他参加这次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无疑将给已经混乱的山东带来更大的混乱，进而影响生产建设。鉴于此，我坚决反对他进京参加会议。但由于当时的形势，我的阻拦没有成功，王效禹最终还是参加了这次会议。这就为我日后受打击、挨批斗埋下了祸根。 　　

受胁迫上北京辩论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我即返回济南，于1966年11月3日在南郊宾馆召开了有省、地（市）县三级干部参加的全省工作会议，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传达。学生听说后，聚集在宾馆门外要求参加会议，受到了工作人员的阻拦。当晚，红卫兵造反派即在南郊宾馆门外召开“揭发批判省委错误”大会，省委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参加了大会。会后，学生胁迫我上北京去辩论，这就是济南的“11.3”事件。同去的有许多学生，由于未获中央批准，中途在德州滞留了两天，第三天才获准进京。 　　接待站安排我和红卫兵住在国家经委礼堂，由红卫兵看管。由于没有床铺，只能睡在地板上。经委谷牧同志得知后，派人送来了两捆稻草和一床棉被给我，我才得以度过那几个寒冷的冬夜。红卫兵就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1）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2）在京游行（即游街）；（3）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总理作了明确答复：（1）10万人大会不能开；（2）游行不能搞；（3）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陶铸、谭震林同志按照总理指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会议商定，在国家计委礼堂开一个“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会议于11日召开，会前，陶铸、谭震林同志指示只能文斗，不准武斗，要谢华同志在场做监督，并明确指出：“谭启龙同志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个好同志”。会上，我被迫以个人的名义向进京的山东学生作了检查，承认山东省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会后有的红卫兵见了我也称起“同志”来了。 　　16日，陶铸、谭震林与我一起接见了山东进京全体人员，表示支持学生批判省委，但同时强调，山东省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求学生与省委合作。这次事件，在周总理、陶铸、谭震林等中央首长的直接干预下平息了。

然而，情况并非这么简单。17日，我回到了济南，次日省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我到北京的情况和陶铸、谭震林的讲话。此后，山大“红色敢死队”召开了控诉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红卫兵联络总站”召开了批判省委大会，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每次我都被揪到会上作检查，接受批判。从此以后，省委机关已无法正常办公，省委领导人特别是我，不时被揪斗，省委对全省的局势已失去控制。特别是自全省两大派各界群众组织成立后，省委领导人更是不间断地轮流遭到双方群众组织的批判揪斗。12月2日，“红卫兵山东联络站”发起召开了“批判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被揪到会上接受批斗，并被迫作了检查。会后，我又被胁迫到“联络站”关押起来，从9日至15日，又多次遭到批斗。

12月16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把我及“青岛事件”省委调查组主要成员押往青岛。他们大搞阴谋诡计，耍尽两面派手法，对我表面上虚与敷衍，背地里却密谋策划，组织指挥造反派多次对我进行轮番批斗。

有一天，寒风凛冽，天空阴沉，造反派们把我强行架在一辆敞蓬汽车上进行游斗。汽车上放着一张桌子，4个红卫兵把我架在上面，把一块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启龙”的大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游斗从青岛市人民会堂出发，经中山路、市区，一直到崂山，然后再游回来。在汽车行进中，我被一根横过马路的电线勒住脖颈，倒在桌子上，差一点造成窒息。他们的策略是一面把我困在青岛，一面组织力量去济南夺全省大权。这样，王效禹把我困在青岛，他却秘密地去了济南，于1967年2月3日夺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大权。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三”夺权。在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山东是全国夺权最早的省份之一。由此引发和助长了山东各地由领导机关直至农村基层支部的全面夺权活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严重混乱局面，延续了几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