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 山东文革由此开始

原标题：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 山东文革由此开始

1966年8月25日，山东青岛发生了干部、工人群众与青岛三大院校部分学生对立的“青岛事件”。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谭启龙撰文说，山东“文革”正是从这一事件开始的。他详细地回忆了文革初在山东的经历。

“青岛事件”波澜初起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年秋天，受来自北京的一些红卫兵串连的影响，济南及全省的形势也很快乱了起来。夏秋之交，西安发生了学生与工人冲突事件。青岛市三所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要求赴西安声援。他们不仅不听市委劝阻，反而冲击市委，批斗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引起工人不满。8月25日，因青岛医学院部分学生到市委请愿，要求罢市立医院党总支书记张秀文的官，市委组织干部、工人“宣传队”试图劝阻学生闹事，形成干部、工人群众与青岛三大院校部分学生的对立。济南、北京等地的学生纷纷抵青支援三大院校，造成全市大乱。这就是着名的“青岛事件”。山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说就是从这次事件开始的。

作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省委决定由我带调查组前去处理。行前我向周总理电话请示，他指示“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要制止”。

我们一行于27日到青岛，即请张敬焘等市委领导人召开座谈会，了解事件的发展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措施和建议，同时对工人和学生双方进行了说服，事态有所缓和。

第二天我即返回济南向省委和中央作了报告。结果，当天晚上，青岛又打来电话，说学生揪斗了张敬焘一批领导干部。我又于30日中午二下青岛。为了平息双方的矛盾，同时也为了保护张敬焘同志，省委经请示中央暂停了张敬焘的职。工人们对学生的做法看不下去，对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不理解。9月1日，全市十几万人上街游行，在市委门前静坐，要求恢复张敬焘的职务，并连续三天包围三大院校，发生了更激烈的冲突，而且愈演愈烈。在此紧张气氛中，我向周总理报告说，以省委名义已很难开展工作。总理考虑为便于开展工作以及保证我的安全，在电话中指示要我“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名义出面做好双方的工作”

9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青岛市委问题的处理意见：（一）中央委托山东省委谭启龙同志负责妥善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二）对学生和工人发生的纠纷，要说服双方，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冲突，要团结一致；（三）工人与学生的问题，可采取双方互派代表的办法，由省委出面协商解决。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再次去青岛。9月6日，我发表了《给青岛市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了分两步解决青岛问题的意见。即：第一步先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第二步再解决青岛市委领导的问题，并建议召开工农、师生、干部各方面的代表协商会议。协商会于9月21日召开。会上，有少数学生要求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和张敬焘的错误，有的认为我在处理这次事件中对红卫兵的“革命热情”有抵触情绪。我说，张敬焘同志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是个好同志，只是在处理这件事的“关键时刻犯了错误”。有人认为我讲话太早，先给张敬焘划了框框，实际上是压制了民主。最后，两派发生了争吵和辩论。我说：“这是一个团结的会议，要搞团结，主张分裂的可以出去。”部分学生中途退场。经过艰苦的工作，冲突暂时得以缓解。后来，这件事成了我压制学生的罪状。

“红色敢死队”夺权

1958年，谭启龙与舒同、师哲、夏征农在济南留影（由右至左）

“青岛事件”的处理告一段落后，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于9月24日回到济南。然而，济南的形势此时也非常混乱，已失去控制。25日，我在与省委几个书记碰头时，就“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关于串连问题，我说：现在的串连，两个月来，各级领导什么事也不能干，三五个人就拖你一天。我们三个书记在青岛，还有几十个干部，天天应付还应付不了，还骂我们官僚主义。在青岛的外地学生七八千人，有些人就是游山玩水。到处是散兵游勇，好像是战争时期。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究竟好不好，要研究一下。第二，运动要内外有别。第三生产问题，六个地区大旱，连旱三年，生产如何进一步促上去？我们几个书记的精力全部用在运动上，没有人抓生产，这样，就会出现连锁反应，生产搞不好，地种不上，出现人口外流，又是1961年的情况，怎么得了！又要向中央要粮食？以后，在几次会上，我都重申了这几个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