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真假家庭农场

资本下乡悖论

渴望资本的农业，在“一号文件”的春风里，盼来了各路工商资本。

咖啡馆里，杜敏穿着一双布鞋，盘坐在沙发上，体型看上去像一尊佛。他的对面，一位咨询者正说明来意：“现在大多数做农业的公司都是外行，所以必须找你帮忙。”

杜敏是重庆市碧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2008年开始，他与弟弟、弟妹、岳父母5人成立公司种蔬菜。到现在，他已有了3个蔬菜基地，在当地颇为出名。

这些天，找他合作的公司很多。他感觉到，“农业迎来了春天”。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2年重庆市就有一千多家企业涉足农业，资金规模约300亿。

不过，农业的钱并不好赚。重庆市统筹办对10家农业企业进行抽样分析，发现这些企业累计投资已达25亿元，累计利润仅2.5亿元。相当于投入10元，目前只挣回1元。

在杜敏所在的璧山县，他眼见着身边的同行“死了”一批又一批，从2008年到现在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一大难题是找不到人干活。这些资本下乡之后，往往需要雇用许多农民干活，可是农村留下的人并不多。杜敏的第一个蔬菜基地璧山农场，需要13个工人。但招了5年，也只招到12个。

现在，他的几个农场里雇用的工人加起来超过150个，但90%以上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因为年轻人多进城打工去了。

更大的风险则在于价格波动，不过杜敏用直销解决了这个担忧。

他借鉴了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客户交纳一年数千元的费用，公司将蔬菜直接配送到客户家中。在连亏了两年之后，直到第三年客户超过400家时，公司扭亏为盈。“直销避开了蔬菜价格波动，只要能压低生产成本，就能赚钱。”杜敏说，“现在我们每公斤成本在6毛钱。”目前，其公司每年毛利约180万。

但是，这些大资本，对于农村来说，又盼又恨，因为农业也往往容易被资本所伤害。

“如果只做农产品的话，效益太低。”李斌(化名)说。他是一家农业公司老总，其所在的公司属于当地一家大型房地产企业。

李斌在重庆郊区“流转”了近3000亩土地，准备搞观光农业，而且计划生产有机农作物供给高端市场。但他们也打算在这些地上再建一个高档酒店。

对农业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国土资源部、农业部规定最多不超过20亩。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李斌们的办法就是“增减挂钩”——如果将农民集中起来盖楼房居住，退出的宅基地复耕为耕地，就能按一定条件“兑换”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我们把整个流转地的农民都迁出去，腾出来的指标，除了给他们盖楼房，剩下的就能用来盖酒店。”

早在2001年，《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就提出，工商企业投资开发农业，应当主要从事产前、产后服务和“四荒”资源开发，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

但资本下乡圈地的冲动难以遏制。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7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1.5%。其中，流入工商企业的耕地面积为2800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10.3%。

资本就像双刃剑，为农业带来动力的同时，亦带来问题。

农业部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回复中称，工商企业直接经营农地后，为了赢利，多数会搞“非粮化”生产，有的甚至进行“非农化”建设。针对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导致的“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2013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监管制度”，规范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经营行为。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对外合作处负责人方玲介绍，目前，市里并没有出台工商资本下乡准入制度。只要求企业要从事农业产业，而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她强调，下乡企业必须进行农业生产，不能以农业名义从事非农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