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真假家庭农场

什么都得自己干的农场主

与王菲们不一样，张泽城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而且，张是重庆首家工商注册的微型企业家庭农场主，经营着20亩土地。

2012年3月以前，张泽城还在东莞做保安队长，每月近4000块收入。公司倒闭后，打工多年的张决定回家——一个距离东莞1700多公里的村庄，重庆市万州区长岭镇凉水村7组。在外打工多年，他整天看家乡的新闻，“电视里说惠农政策很好，家乡发展得很快”。

回家后，他准备种蔬菜，父母也来一起干。

“最初的投入约3万元。”张泽城说。包括购买菜种、建沼气池、买肥料等等。其中政府给予微企补贴24000多元。

最大的成本则是土地流转金。20亩土地，租金平均300元每亩，近6000元。一开始，即使愿意掏钱，也租不到地——有人嘲笑他，“这年头还回来种地，怕你亏得租金都付不起。”

后来，父母亲出面，地总算租下来了。但地里所有的活，几乎都得张家人自己来干。

2013年3月的一个早上，8点钟，张泽城起床干活了。他推着1400多元买来的耕田机下了地。在外打工多年，张泽城对农活早已生疏，“回来复习了近一年”。

初春的上午，阳光洒在地里翠绿的油麦菜、莴笋上，他和父母正在地里施肥。中午睡上一会，下午接着干活。半夜他就得起床骑着摩托车去市场上卖菜。

这就是这位农场主的日常生活景象，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得自己动手。虽然中央与地方都并没有具体规定，但这样的职业农民的农场，显然毫无争议地正是“一号文件”所鼓励的家庭农场。

不过，这样的家庭农场，却普遍十分脆弱。

让张泽城最为担忧的是，即使他勤奋劳作，即使他努力去参加政府组织的种菜技术学习，也难以避免风险。

2012年6月，他种的娃娃菜没有生长，他认为买了假种子。现在，他又发现地里的香菜不见长，损失已是必然。2012年，张泽城的农场每月收入约1万块。平分到5个人，才2000多元，“这比打工累，也赚得少”。

3月9日，凌晨2点多下起雨，随后是冰雹，眼看要收割的油麦菜和莴笋被打得千疮百孔，“就像被鸡啄了一样，全报废了。”张泽城说，“损失3000块吧。”

资金之困

除了风险，对这些由个人来支撑的家庭农场主们来说，另一个发愁的问题是资金。

即使是在最早发展家庭农场而且民间资本实力雄厚的宁波，这也依然是个普遍的难题。

宁波家庭农场主吴家辉养了500头猪，现在维持猪场运转的资金主要是来自早年做建筑生意的积累，他用“勉力支撑”形容。

如果猪价很好，资金尚能周转，可是一遇到猪价不好，钱就不够用了。

一头猪养到两百斤的成本是一千五百块钱，也就是说成本七块五毛钱一斤，但最近猪价只能卖到每斤七块一左右。“每卖一头猪我要亏一百块，卖出去越多亏得越多。但不卖会亏得更多，猪要吃，也可能得病。”吴说。

如果要扩大规模，钱的缺口就更大了。

吴家辉算了一笔账。首先是造房子，基础设施建设，然后需要引种。引种之后还有前期的费用，比如说产仔。从引种到猪出栏要花去一年时间，这一年完全是投入期，没有盈利，第二年才可能收回成本。

吴家辉想去银行贷款，第二年就能还回去。但是银行需要房产证作抵押，而吴的农场虽然有十几亩地，却没有产权证。他很羡慕周边的工厂，“工厂厂房能办产权证，可以用作抵押”。

宁波农业局经管处办公室主任赵立新介绍，“宁波市政府目前还没办法，但区县一级有。例如余姚，政府出面担保由银行向农场主贷款，最高20万元。”

不只是宁波，在全国各地都还没有好办法。即使偶有突破，也只是很小规模。

在家庭农场试点较早的武汉，允许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做抵押申请贷款。但是银行对规模较小的企业，特别是农户不愿意放贷。因为现在农业风险很大，生产周期长，效益产出慢。

武汉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农村土地承包管理科科长王文才说，“我们与银行协调过，也向上级部门反映。政府要求银行对农户予以扶持，但银行有难处，只能继续协调。”

而张泽城则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补贴上。

他所在的重庆万州区，不仅农场成功申请注册商标就能补助2000元，而且对微型企业家庭农场还有补贴倾斜。

“成立一个微企家庭农场，财政会补助30%-50%。”万州区工商分局副局长向俊说，“一般农户缺少抵押物，银行这条路基本走不通。只能从微企扶持资金上想办法，但最多只能有1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