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圆中的留守之困：“老漂族”亟待制度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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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10月13日电题：团圆中的留守之困：“老漂族”亟待制度解围

记者马学玲 阚枫

背井离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几乎没有朋友，整天被困在水泥钢铁筑起的“笼子”，或洗衣做饭，或含饴弄孙，纵忙碌却终难敌孤独……当下中国，“老漂族”群体正日益壮大。为子女，耗尽人生最后几滴心血的同时，他们也面临着精神孤寂、就医困难等诸多难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何从制度层面为其解围，当引发深思。

异乡之艰：天天像坐牢对着电视机说话

“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土窝！”难忍北京高楼的“坐牢”生活，一个月前，62岁的田成清回到甘肃定西老家，结束为期一年的“老漂”生活。

一年前，田成清登上去北京的飞机。“老田坐飞机上北京带孙子去啦！”作为村里第一个坐飞机的老人，田成清被十里八乡的人们羡慕所，但就像生平第一次坐飞机让她耳鸣、头晕、呕吐一样，她的北京之行并不尽如人意。

儿子儿媳都在城区上班，距燕郊的婚房太远，只能周一至周五“蜗居”单位宿舍，周末回来团聚。“小区里人好多，热闹得很，你们尽管安心上班，不用担心我！”对于儿子儿媳的顾虑，刚到北京的田成清如是宽慰。

就这样，这个连“县门”都没迈出过的六旬老太太，开始学说普通话，用煤气、马桶，锁门，坐电梯，过马路，买菜……然日复一日，待新鲜感褪去，田成清感到更多的则是孤寂。

“远的地方不敢去，小区里每个角落我都转了不下百遍，闷得心里直发慌！”由于不会普通话，田成清5天之内说的话屈指可数，心急的时候，除了打个长途电话，她就常站在窗前流泪，甚至打开电视对着主持人说话。

和田成清一样，来自安徽宿州的李秀英也是一个“老漂”。一年半前，外孙彤彤出生，因为亲家母还未退休且身体不好，她就别无选择地担负起照看外孙的重任。

来北京之前，身边很多留守老人都羡慕李秀英能和儿孙团聚，但进城后李秀英才发现，这比在家留守更孤独。“最想家的时候，甚至盼着小区出现一辆家乡牌照的车，那就能找到可以说话的人了。”

其实，田成清和李秀英的遭遇并非个案，在当下中国，“老漂族”群体正日益迅速壮大。年迈的他们，离开家乡，来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敲开一扇门。门里，住着他们的儿子儿媳或女儿女婿，还有与他们的1/8基因相同的小生命。从此，含饴弄孙成了他们的新工作，但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因漂泊异乡产生的孤独和烦恼伤身伤心。

想放手又不忍心“老漂族”的两难之选

“当年支持孩子‘北漂’，如今自己却不得不沦为‘老漂’。”李秀英曾经这样无奈地调侃自己，而这句话也折射出在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个体家庭在城乡间遇到的“养老两难”：在家，承受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的孤寂；进城，又遭遇“老漂一族”难言的心酸苦楚。

因为观察到母亲在城里的各种“不适应”，2012年年底，李秀英的女儿女婿决定给母亲“放假回家”，花钱请保姆带孩子。然而，因为心疼女儿雇保姆花钱，回家没俩月的李秀英，又急匆匆赶回北京，继续“老漂”生活。

“孩子赚钱很辛苦，再花钱雇人看外孙，自己却在家里闲着，我心里总觉得对不住他们。”李秀英说。

步入晚年却要背井离乡，如果说，城市的陌生可以渐渐适应，但“老漂”放不下的“故乡牵挂”，其实还有更深层的现实原因。在北京生活期间，李秀英常常给老家打电话，关心在家留守的老伴，更关心住在弟弟家的八旬老父。

今年年初，一岁的彤彤已经可以下地走路，难忍“老漂”状态，李秀英最终和女儿女婿商定一个妥协方案：夏秋季节，李秀英带孩子回老家照看，待北方供暖之后，李秀英则带着彤彤进京过冬。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句话常常成为李秀英与北京“老漂”朋友们聊天时的最终结论。与李秀英一样，为了儿孙进京的田成清同样经历了“回家又返城”的纠结。

田成清回忆说，在北京的最后几个月里，回家成为心中唯一的盼头，但又觉得这个想法很“邪恶”，因为伺候月子、带孙子的任务一项都没完成，那时回去就是“逃兵”。无奈之下，她决定先硬撑着，但后来由于婆媳关系不合，加之自己胃病发作，最终还是选择了回老家。

然回甘肃不到一个月，田成清又开始纠结，因为她听闻北京三儿媳的产假马上结束，将自己的孙子交给保姆，这是她不能接受的。和老家的两个儿子商量许久之后，她还是决定11月份再赴北京。“孙子最重要，我不能不管。”

学者倡从制度层面破题：可试水“日间养老”

“‘老漂’这个概念比较新颖，虽然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数字统计，但我身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凭感受来讲，我觉得这个群体肯定为数不少，并且正在日益增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

在钟君看来，导致“老漂族”形成并日渐增多的最重要原因是“老龄化与城镇化的叠加”。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预计2013年将突破2亿大关。

“对中国来讲，老龄化将越来越严重，当这一趋势遭遇城镇化，很多人就迫不得已变成‘老漂’。”钟君说，随着这两个趋势的不断发展，“老漂族”一定会越来越多。

在钟君看来，“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的交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人口流动与户籍壁垒的交错’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钟君说，之所以是一个“漂”字，就是因为内心无“根”，而中国人的“根”是在户籍上。人来了，但户籍在原地，这样没有归属感。

钟君认为，“老漂族”主要面临精神健康和就医难等两个层面困难。如何从制度上破题，应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一方面，要推进有区别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钟君分析称，在现有国情下，不可能解决所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但可以有区别对待，比如对65岁以上老人放开户籍“壁垒”，让他们享受到与户籍绑定的一系列公共服务。

钟君说，这旨在解决诸如就医等现实难题，而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对“老漂族”的精神关怀。为此，他建议完善公共服务购买制度，大力培育非盈利性质的“日间养老”服务机构。

“从制度设计来讲，就是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给‘老漂族’提供一个白天相互交流的场所。”他说，这种类似于幼儿园的机构，同时还能提供一些基本的饮食和医疗服务，也算是一种保障。(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老人均为化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