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 季羡林的世纪

临行之际季羡林拜见了几位老师。首先是冯友兰，据说同德国方面签定的合同就是由他斡旋的;其次是蒋廷黻，据说他在合同中也出了力。蒋廷黻劝季羡林，德国是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言慎行，免得惹出麻烦;季羡林还拜见了他景仰的闻一多，这是季羡林同闻一多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等季羡林回国时，闻一多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当时的北平没有外国领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必须到天津。

季羡林同乔冠华一起乘火车赴天津办理签证。当年想从中国到欧洲去，飞机没有，海路又太麻烦，几乎惟一可行的路就是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其中一段通过中国东三省，日本在东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通过这里必然有危险。但季羡林和乔冠华义无反顾。

季羡林同乔冠华是清华同学，乔冠华是哲学系，比季羡林高两级。乔经常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在校园里奔走。在柏林读书时，季羡林和乔冠华上课总在一起，每天乘城内火车到大学去上课，几乎形影不离。当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许多国民党大官都有子女或亲属在柏林。

到国外留学是“镀金”，到德国留学是镀24K金。

1935年10月31日，季羡林从柏林到了哥廷根。原来只打算住两年，结果一住就是十年。在哥廷根，季羡林终于找到了要走的路——学习梵文,他打定主意在德国不拿中国学的学位。师从瓦尔德斯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师从西克教授学习吐火罗文。这条路他后来走了近60年。1937年，季羡林留学生的交换期到了，国内却爆发“七七”事变，不久，季羡林的家乡山东济南就被日军占领，季羡林断了退路，滞留在哥廷根。在汉文研究所担任助教。交换生每月的补助是120马克。助教的薪水是每月150马克。

季羡林在这里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广播却突如其来地活泼，一个早晨就播送了八个特别广播;德军已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个特别广播报告一个重大胜利。一直表现淡漠的德国人，震动起来了，他们如疯似的，山呼‘万岁’。而我则气得内心暴跳如雷。一听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度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就用双手堵住耳朵，心里数着一、二、三、四等等，数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广播恐已结束;然而一松手，广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时我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

季羡林在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

英美飞机不停在柏林等城市实行“地毯式轰炸”，哥廷根也不能幸免。警报一响，全城人都往地下室里钻。

此时大学的情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大战爆发以后，男生几乎都被征军，只剩下了女生，季羡林所在的哥廷根大学变成一个女子大学。等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从东部苏联前线上送回了大量德国伤兵，一部分来了哥廷根。这时，在大街上奔走于全城各个研究所之间的，除了女生之外，就是缺胳膊断腿的伤残学生。在上课的大楼中，在洁净明亮的走廊上，拐杖触地的清脆声，处处可闻。

1941年季羡林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学位答辩和考试中，他得到5个“优”。第二年准备回国时，德国承认了汪精卫政府。国民政府的使馆迁到了瑞士。回国无望的季羡林只好继续滞留哥廷根。季羡林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除了肚子饿和间或有的空袭外，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在博士后的五年内，季羡林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这些论文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引用。这是季羡林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他以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季羡林关系最密切的是梵文权威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瓦尔德施米特有张孩子的面孔，季羡林跟他学了十年。瓦尔德斯米特的家庭最初是美满的，夫妇二人，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大战爆发后，教授被征从军当军官。不久儿子应征入伍，最后在一个北欧国家阵亡。

1945年9月，陈寅恪赴伦敦治眼疾，季羡林闻讯从哥廷根发出一封信，兼汇报自己的学业及处境。陈寅恪当年在柏林大学攻读梵文时，与瓦尔德施米特同窗，对季羡林十分欣赏，当下复函许诺，要介绍他到北大任教。

1946年，季羡林谢绝了剑桥的邀请，回国在北大任教。

北大的规矩是留学生不管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工作几年后考核合格，再考虑晋升。季羡林刚到北大一周，课没上一节。突然接到汤用彤院长的通知，学校决定聘用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另兼文科研究所导师。这得力于陈寅恪的力荐，胡适校长和傅斯年代校长的赏识，但更直接的是汤用彤的提携。1956年教授定级，季羡林被定位一级教授——被人嫉妒地称为“一级”。

有幸活在当前的中国

“我有幸活在当前的中国。”季羡林在《病榻杂记》中感慨。“自从五十多年前所谓的解放以来，第一阵兴奋一过，立即陷入苦恼和灾难中，什么事情都要搞运动。什么叫运动呢?就是让一部分人(老知识分子除外)为所欲为，丢掉法律和道德，强凌弱，众暴寡。我不是空口说白话，我有现身的经历。”

1957年，政治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

季羡林在《我的心像一面镜子》中写道：“那时我已经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跟着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挨了饿。我在德国挨过五年的饿，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1965年冬，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敲响了“文革”的钟声。所谓“三家村”的三位主人，季羡林全认识，他无意中说出来，被学生记住并检举。季羡林被打成“三家村”小伙计，被斗得晕头转向、头破血流，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把积攒的安眠药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了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刚准备跳墙逃走，有人来撞门——“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押解季羡林到大饭厅去批斗。

在批斗的高潮过后，季羡林被发配为门房，他开始着手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季羡林每晚把《罗摩衍那》翻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再偷偷带到上班的地方琢磨成诗体。1973年到1977年间，他完成了《罗摩衍那》的翻译。1979年《罗摩衍那初探》出版，1985年，《罗摩衍那》出版完成。

写“牛棚”的初衷是季羡林的两个期待。一个期待是“文革”中的受难人有人会把自己亲历的苦难写出来，一个期待是那些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致死的人，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人的过程写出来。两个期待都落空，他就自己来，至少完成第一个：“不说谎话，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

十年“文革”还间接催生了季羡林的《牛棚杂忆》。

季羡林从1988年3月开始写《牛棚杂忆》，到1989年4月5日止，用一年多时间写出的草稿在抽屉里压了近三年时间。到1992年春，他“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然而，抄成定稿的《牛棚杂忆》仍没有拿出来出版，这一压又是六年。直到1998年，才交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牛棚杂忆》出版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一时间，全国上下出现了“人人说‘牛棚’”的奇特社会现象。《牛棚杂忆》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印刷八万册，很快售罄。《牛棚杂忆》出版后，季羡林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他们感谢作者“用血换来”“和泪写成”的著作，“说出了千百万人想说而又未说的话”。

《牛棚杂忆》的风行，使季羡林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

他不是研究国学的

“我生平不爱生病。在九十多年的寿命中，真正生病住院，这是第三次。”

2002年10月3日，季羡林写作《在病中》。那时他已被秘书和杨锐“裹挟”到了301医院，住在南楼一病室十三床，是高干病房。

在北大，季羡林每天清晨四点起床研究或写作，被称为北大的一盏灯。

在医院，季羡林照例每天四点多起床，起来后立即开始写东西。就是这次入院，季羡林写下了他著名的“三辞”：辞“国学大师”，辞学(术)界泰斗，辞“国宝”。

张光璘读季羡林“三辞”后受益匪浅：“这位大学者竟然昭告天下，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说自己连‘国学小师’都不是，遑论‘大师’。季羡林是喜欢讲真话的人，而且是善解人意的人。不到不得已，是不会说出这种让吹捧者下不来台的话的。其实许多年前季羡林就声明自己不是‘国学大师’，因为他的学问根本就不是国学。他曾经郑重声明：‘我说的话，你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外面的消息你们只能相信60%就行了，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于自己，季羡林一直在反躬自省。1992年11月16日，他写过一篇随笔《我写我》，他说:“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

1998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共二十四卷，八百多万字，其中收录的文稿截止到1992年。截至目前，季羡林的全部著作约一千二百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的。那一年，他67岁。

那一年，北大恢复了东语系，季羡林恢复了主任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