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 季羡林的世纪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能说纤毫毕现，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活了九十多岁，平生播迁颇多，适应环境的能力因而也颇强，不管多么陌生的环境，我几乎立刻就能适应。现在住进病房，就好像到了家一样。”幽居在医院的老人季羡林曾说。

2003年开始，季羡林住到北京301医院，每年接近生日的时候，温家宝都会去看望季羡林。

2008年8月2日，温家宝第五次去医院看望季羡林，提前给他祝寿，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后。温家宝引用恩格斯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几千年，灾难总是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一个民族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总是会由民族的进步来补偿。”

季羡林说：“治乱世易，治盛世难。”

季羡林晚年的《病榻杂记》中谈论最多的就是疾病和死亡，他曾把江淹的《恨赋》的最后两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改为“自古皆有死，何必饮恨而吞声” 　图/王天天/CFP

2009年7月11日，清晨8时50分左右，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

络绎不绝的悼念者出现在北京大学的灵堂。季羡林在朗润园的旧居也成为人们凭吊的地方。“再有25天，就是他98岁的生日。我们都在为他准备祝寿。”学者张光璘曾跟随季羡林二十多年，2003年，由张光璘著述的传记《季羡林先生》出版。12日下午，他同季羡林生前的学生和弟子们一道去设置在北京大学的季羡林的灵堂吊唁。

在北大，季羡林永远是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上世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从外貌看，他像工友，又像老农，就是不像学者。

张光璘熟悉季羡林的家，那个家以“陈旧”闻名：水泥地，大白墙，没有任何装修，完全是上世纪50年代普通民居的样子。家具都是学校发的，既旧且破。没有客厅，待客就在大间的卧室里。卧室南面并排放着两张单人床，是老祖(季羡林的婶母)和妻子睡的，占去了半间屋子。北面放一张旧八仙桌和三把破旧的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客人坐的地方。季羡林自己住在较小的房间里，屋里除了一床、一桌、一椅外，便是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

就在这里，季羡林度过了他作为思想者的半生时光。“季羡林先生的去世，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20世纪老知识分子的时代结束了。任继愈先生也去世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剩无几。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文化、道德和境界也将成为历史。他们走完了自己的道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张光璘说。

那是毛泽东同意的

对于离世，季羡林似乎准备好了。他在晚年的著作《病榻杂记》中谈论最多的就是对疾病和死亡的思考。

季羡林把江淹的《恨赋》最后两句诗“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改为“自古皆有死，何必饮恨而吞声”。

季羡林把自己一生分成两截：前一截是旧社会，共38年;后一截是新社会到季羡林辞世。“从今以后，我们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这是季羡林曾经读到的俞平伯的一篇文章。季羡林说：“言外之意就是嫌眼前的日子过得不够仔细，所谓仔细就是：多一些典雅，少一些粗暴;多一些温柔，少一些莽撞;总之，多一些人性，少一些兽性。”

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8月6日。就在他出生后的两个月零四天，辛亥革命爆发。

推翻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由于生日多少与“大清王朝”沾了点边，他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

季羡林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在《我的童年》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记述：“在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是珍品。”

季羡林自然没钱去私塾念书。当时他的家中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个带字的纸条都没见过。

家里的贫困与父亲的挥霍有关。

叔父曾经用一元钱中了湖北水灾募捐彩票的头奖，虽然只拿到十分之一，也有3000元。3000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叔父和父亲衣锦归乡。父亲在家乡置田建宅，但是很快挥霍一空，卖地售房。而叔父在济南扎下了根。季羡林是家族的惟一男孩，所以被接到济南叔叔身边得以读书升学。

1928年5月，日本出兵占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当时季羡林是山东大学附中的高二学生，日军占领济南后，季羡林因此退学一年。季羡林写道：“我心境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了一年。

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在国文学习方面。这所学校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前两位是他的业师。

胡也频是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著名作家。他在课堂上大力宣传“现代文艺”，亦即“普罗文学”，这使包括季羡林在内的一批学生大为兴奋。这是季羡林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写了一篇题为《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可惜此文还没刊出，国民党就发出了对胡也频的通缉令。胡也频逃到上海，不久就被国民党枪杀。季羡林早年同马克思主义的因缘就此中断。

1930年，正是中国兵荒马乱的年代，季羡林随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班毕业的八十多位“举子”联合“进京赶考”。当时到北平赶考的“举子”，总共大概有六七千人。季羡林报了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北大的作文考题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清华的考题是“梦游清华”。结果北大、清华都录取了他。季羡林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后改名为外国文学系)专修经文。

清华时代对季羡林产生影响的是陈寅恪。陈寅恪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开设“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季羡林经常去听课，他形容听陈寅恪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

季羡林还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人的课。在旁听或偷听过程中，最失败的一次，是跟许多男同学一起去偷听冰心的课，被冰心婉言赶出了课堂。

在清华四年间，季羡林交游甚广，除了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外，还有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卞之琳、萧乾、李健吾、钱锺书、邓广铭等。

在大学期间，季羡林还结识了沈从文。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婚宴，出席婚礼的都是各界名流，证婚人是胡适，场面十分隆重。季羡林因为写文章引起沈从文注意，也被邀请参加。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并不安静。国共两方面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正在历史系学习，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隐蔽。每天早晨，大家洗脸盆里的传单就是他塞的。胡乔木一天深夜坐在季羡林的床上，劝说季羡林参加他们的组织。但季羡林说自己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1949年春夏之交，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公函，信上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胡乔木跟季羡林一直保持着同窗之谊。1951年，政府派出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团长是丁西林，团员有：郑振铎、刘白羽、阳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季羡林等。据说，这个规格相当高级的代表团是由胡乔木提名，毛泽东同意的。

在德国的惊悸

段晴看季羡林跟别人不太一样。

她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梵巴专业教研室主任，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室主任，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师从季羡林教授学习梵语以及印度历史文化。1996年，季羡林老伴去世后，段晴被季羡林视为女儿。

“季先生对学生特别爱护，我原来做学生时，每天下课后就飞奔到季先生家里吃饭，特别怀念他家里的粥。后来季先生名气很大了，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一次，我想带我的学生去见季先生，打电话预约，秘书说季先生的时间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季先生知道后说：学生来就来，还预约什么?马上推掉了第二天的活动。”段晴说。

1980年11月，段晴陪季羡林重返第二故乡德国哥廷根。季羡林对德国和哥廷根有着特殊的记忆。

1935年，季羡林的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互给：中国每月30块大洋，德国120马克，条件并不理想，然而，对渴望留学的季羡林来说，却像一根救命的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