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禹城牌子村调查：年轻人进城务工 四成房屋空置

“就地城镇化”

禹城的官员称，当地近期在主推一个名叫“两区建设”的工程，意在在农村周边招商引资就地消化劳动力。

前些年人口往少数大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急速集中，引发一系列的城市病，诸如城市的交通拥堵、治安秩序变差、恶性膨胀引发的征地冲突等，这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

不止于此，在刘彦随的研究中，高速城镇化的后果之一还包括“乡村病”：新“三农群体”难以安居乐业；“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难以支撑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空心村问题日益突出；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

在研究机构公布的数据中，相比于五成以上的城镇化比例，不到三成的户籍城镇化比例显得有些残酷。这意味着上亿人口游离于城乡之间，大量的人长期居住在城市，购房、就业却始终在扮演城市边缘人角色。

这亦引起研究者们对于“城镇化路径”的新一轮讨论和反思：城市是否做好准备，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接纳这样大的进城群体？是不是需要这样多的人进城？在乡村文明和城镇化中间如何取舍？许多地方在探索“就地城镇化”的可能。

禹城的官员告诉记者，德州近期在主推一个名叫“两区建设”的工程，两区分指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产业园区。“以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为基点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农村产业园区建设为载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

不难理解，官方意在在农村周边招商引资就地消化劳动力；另一方面让农民集约化居住，通过土地整理、流转实现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

2010年在伦镇建起的向阳坡有机蔬菜基地被作为德州农村产业园区建设的典型项目。据当地官方称，该蔬菜基地占地1200亩，是山东省第二大有机蔬菜基地。

在放弃了内蒙古开挖土机的工作后，29岁的牌子村村民张勇现在在这个基地搞运输。他告诉记者，一个月能赚3000多元。过去在内蒙古工作，一个月虽然能赚5000多元，但一年只能回来两三次，在外消费也高。

现在他和妻子都在家工作，照顾8岁的儿子上学，妻子也在蔬菜基地打工，一天能赚70元钱，加上家中12亩的麦田都种上了麦子。张勇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而作为另一个族群代表，38岁的赵明是一个由城返乡的创业范本。他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上海的某专科院校精细化工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回禹城化工厂。企业近年发展不景气，赵明瞅准家庭农场的商机，包下牌子村的200亩地种芹菜和麦子，“也是示范田的意思，推广我代理的化肥，地里长得好买化肥的人自然就多了。”

相比于他那些在大企业工作的同学，赵明觉得自得其乐。“用学的专业返回农村，也算各得其所吧。”

“要避免农民被上楼”

有知情人称，附近已经建成的农村社区有的仅通了水电，煤气、暖气这些基础设施都没有，这样让农民上楼，是不是操之过急？

不过目前像张勇这样的家庭在村中并不多，就业岗位仍然有限。城市里即便是禹城，生活和就业环境也有更大的吸引力。摆在政府面前的，除了要考虑引进怎样的项目，项目如何能落地生根，还需审慎考量“农民上楼”的可行性。

周蕾告诉记者，根据德州市政府下发的宅基地补偿标准，每亩宅基地将补给村民10万元。“这个标准是远远不够置换楼房的，如果要住上等面积的新房，每户人家基本要自己贴补一半的钱款。”

在周蕾的测算中，每亩宅基地20万-25万元的补偿标准才差不多能保证村民不贴钱住新房。

采访中，村民们同样表达了对补偿款过低的担忧。这显然是“上楼”的焦点问题，事实上，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认为改善居住条件是个不赖的选择，但几万元的购房款却是较大的经济负担。

而因无力支付等面积房屋款，如果一定要“上楼”，许多分了家的父母子女或许要面临合住的新情况，“蒸熟的馒头还入得了笼吗”会不会引发新的家庭矛盾？

在此之外，老人爬楼可能不方便，农具如何摆放，晒谷场怎么办，距离农田太远会不会下地不便？有的人家搞些小规模的鸡鸭、羊养殖，搬了楼房咋整？都是受访农民担心的问题。 许廷金是等面积置换的拥护者，他甚至自己设计了一套“上楼”方案：楼房下应设有停车和存放谷粮和农具的库房，楼前阳光能晒到的地方全部硬化，解决老百姓的晒粮问题。楼房以低楼层为主，优先安排老人住底层……

“农村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情况，要做通每个人的工作太难。”当地官员坦言，要集中连片开发，并不是一件易事。

采访中，有知情人告诉记者，附近已经建成的农村社区有的仅通了水电，煤气、暖气这些基础设施都没有，这样让农民上楼，是不是操之过急？而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拒绝“上楼”的村户被断水断电，甚至有强制贷款让村民购房的行为。

这也正是许多研究者担心的问题，“农村社区建设”需要提防“一刀切”。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曾对媒体表示，通过村庄整治、土地整理引导农民向城镇、中心村适度集中是一种探索，但“要避免出现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论及“空心村”时特别提到，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前提是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粮食安全、使城镇化成果惠及农民。

在研究者看来，让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获益，将土地的收益权返还农民或许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而城镇化目的显然并不是消灭乡村。

“中国永远会有乡村，中国农民更适合在城镇里。这就是我们叫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的原因。”

刘彦随认为，“乡村病”还需要由新型城镇化来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