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禹城牌子村调查：年轻人进城务工 四成房屋空置

原标题：山东禹城牌子村调查：常住人口不到户籍一半四成房屋空置

■ 年轻人进城打工 村子污染加剧 自我调节能力越来越弱

■ 被作为“空心村” 典型向总理讲解当地探索就地城镇化可能 拟在农村周边招商建厂消化劳动力

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从18%提高到52.7%，达到这一水平，英国用了120年，法国用了100年。但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低，据称非农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另一方面，１０年时间里，中国的自然村消失了90余万个，每天有80到100个村落消亡。

▲牌子村最常见的生态，老人、孩子和无人住年久失修的房子。

8月30日，一幅名为“山东禹城市伦镇牌子村土地利用高分遥感调绘图”的图片被中科院研究员刘彦随当场送给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天，李克强邀请两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他们座谈。

德州市禹城伦镇牌子村，位于济南西北部50公里之外。这个盐碱地上生长出来的村落被作为空心村的典型，向总理现场讲解。

调绘图上，不同色块清晰标识出无人居住的空置宅基地、坍塌的房屋、被污染的沟渠和被破坏的土地，就像一块块伤疤触目惊心。

研究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从18%提高到52.7%，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达到这一水平，英国前后用了120年，法国用了100年。中国城市的人口以平均每年超过1500万人的速度在递增，亿万农民或踏着或紧随着或被裹进城镇化的浪潮，进了城。

这无疑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最汹涌的一次人口大迁徙。

高位的城镇化率之外，还有这么两组数据值得关注，一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最近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第二组数据来自国务院参事冯骥才，他援引官方统计说，在十年时间里，中国的自然村消失了90余万个，每天有80到100个村落消亡。

在此前接受早报专访时，刘彦随总结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过快，存在虚高。他说，高速城镇化带来了“乡村病”。 中国该走怎样的城镇化路径，这是仍在被激烈讨论的命题。此次，我们要去追溯一个小村庄三十年的城镇化过程，看看传统的乡土社会被城镇化的高速列车怎样地烙下了印迹，它们现在还好吗？

我们到牌子村找答案。

村一代：回乡 种地

30多年前，老父亲用三间土坯房、为儿子迎娶的姑娘将许廷金从军营召唤回来。

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55岁的牌子村村民许廷金独自坐在家里看电视、练字，然后给老伴做饭；他的两女一儿都在外地，初中毕业的他算是村里老一辈的文化人。许廷金并没有像村里其他老人那样含饴弄孙，在济南打工的儿子虎子选择把幼子带在身边，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媳妇需要全职在家照顾。

据说村里很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大家更愿意孩子从小像城市的小朋友那样长大。

今年中秋，许廷金和老伴宋云婷只等回了在济南务工的小女儿——带回大女儿的5000元钱和儿子买的礼物踏进家门，住了一天匆匆返城。

与30多年前，老父亲用三间土坯房、为他迎娶的姑娘将许廷金从军营召唤回来不同，如今这座村庄显然已经失去让他儿子回来的魔力。

许廷金生活的这个村庄，距离省会济南54余公里，308国道挨着村边，京沪、济邯铁路、青银高速穿过村庄所在的禹城市。这里是典型的黄淮海平原地区，仰赖着交通通达，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北上京城或东去青岛，最近的也到济南，外出务工的村民一个个传帮带，干装修的最多。

禹城是历史上有名的盐碱地，生态环境严重退化，一边受旱涝双重灾，一边遭盐碱、风沙危害，农业生产水平很低。

63岁的村民杨冬冬记得，小时候村里的土地不长庄稼，一开春地里白花花地出碱。

1979年，中科院地理所正式创建禹城试验站，对此处农田做改良研究，在其后的几十年间，这块盐碱地奇迹般地被改造成了华北平原的粮食主产区。

1979年，许廷金还是成都军区的一名野战兵，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后他被领导分配去学开摩托车，彼时，这个工作被认为是即将被提干的前奏。他是带着吃上商品粮的梦想入伍的。此前，他的青少年时期在扛着锄头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中度过。

那是人民公社时代，宋云婷回忆，那时男劳力一天赚10个工分，妇女劳力一天8个工分，天天去了就是拿着农具干活，多得是磨洋工的。

贫瘠的盐碱地上产不出财富的种子，一亩产麦子只有200多斤，“每年都短粮食，不够吃，就到自留地里借一借。”食堂一到中午就熬一大锅稀粥，干活人就喝这个。

家家户户吃粗粮，咽下红高粱磨的面，“烧心”，嗓子跟着了火一样。在许廷金的记忆中，村子里除了饿得浮肿的，人人都是面黄肌瘦的。

初中毕业以后，许廷金如愿入伍，带着脱离农民身份的愿望，文笔不错的他颇得上级赏识，在错失最后一次政策提干机会后，上级将他安排去学摩托车，那是军中摩托车还算稀罕的时候。

不过，老父亲的一纸电报中断了他的计划和梦想。

1982年，中央出台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承包责任田”的烽火席卷了全国。

牌子村所在的伦镇镇长周蕾告诉记者，牌子村历史上出了几个大地主，因此人少地多，户籍人口600多人，耕地却有2000多亩。

许廷金家被分到了十几亩的责任田，彼时，他的弟弟正在读中专，姐姐在外读师专，妹妹尚且年幼，在使用牛、石磨、镰刀这些原始工具耕种的日子里，他是唯一的壮年劳动力。

1070元钱的转业费被老父亲买了牛，盖起了三间土坯房，按农村的习俗，这是娶妻的最低配备。

同村勤劳的姑娘宋云婷成了许家的媳妇。许廷金脱下军装戴上了草帽，当然会有遗憾，不过在情感上，乡土社会于他仍有原始的吸引力。

老许的记忆中，村南头的小沟里的水清澈得很，田野上的天空也是湛蓝的。村里人丁兴旺，最多时有七八百人，刚包产到户时，家家户户铆足了劲干活，天天比干活起得早，回来得晚。

村里人很快填饱了肚。“1982年以后开始不愁吃，1984年后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馋了买只扒鸡吃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许廷金已经记不太清联合收割机和除草剂是哪一年走进村子的，只记得从前，全家人下地用手拔草，用镰刀收割，一捆捆麦子打捆扎好，让牛拖着石磨把麦子脱粒。但渐渐的，15亩地只需要老两口照顾了，撒下种子后，定期撒上除草剂，收割时再雇用联合收割机就行了。

农业机械化让中国农村每年释放出上千万的富余劳动力，随后逐渐松绑的城乡人口流动政策又为这场浩大的人口迁移提供了制度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