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禹城牌子村调查：年轻人进城务工 四成房屋空置

村二代：进城 务工

尽管初期在外打工的生活并不轻松，但29岁的宋立强坚持不回农村务农，认为城市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继1984年城市开始实施暂住证制度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国家政策细化了流动人口进城务工经商和房屋居住的管理。

城镇化浪潮冲击着小村庄，谁都不是局外人。相比于许廷金这一辈人，第二代人以更急促而决绝的步伐离开农村。

在曾经的女劳动能手宋云婷看来，年轻人干农活“不肯下力”。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她的大女儿少年时牵牛去吃草，把牛拴在桩上回头就干自己的事情，“牛生生地把草根都嚼秃了。”

宋的两个女儿均以考学的方式与农村作别。而她的儿子，一位不太热衷读书的年轻人，早在16岁时，就选择中断学业，搭上火车到胶东闯世界。

尽管初期在外打工的生活并不轻松，但29岁的宋立强坚持不回农村务农，认为城市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如今在济南的一家摩托车店工作，做维修和售后。

许廷金的老院子挨着村委会，从他家一路向东，方圆十几里地四处可见坍塌的房屋，墙内墙外长满齐腰高的杂草，村支书宋加明告诉记者，这十几里地住的人不会超过十个。

有的院子大门紧闭，透过门缝看里面已经是荒草丛生。“这家是早年举家闯关东去了东北，老宅子还给他保留；那家是夫妻在国道旁边开店早就在城里买了房；还有那家以前是五保户，老人死了之后房子也给废了。”

宋加明说，牌子村的户籍人口有655人，但常住人口只有不到300人，空置的房屋达到40%。

当然，更多的情况是，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午后，如果在牌子村里兜几个圈，几乎见不到年轻人的面孔，村里的老人在午睡，偶尔见妇女领着小孩在学步，村头的两个光棍蹲在门口冲走过的人打哈哈。

留守家庭占牌子村的一半以上。宋加明说，通常的组合是，家中的男人外出打工，妇女在家干农活，老人负责照看小孩。

40岁的路嫂就是这样的留守妇女。她以每年1300元的价格把家里的地承包给了种植大户种芹菜，平时给蔬菜基地打工，一天50元，闲时她还会去附近的冷库干宰杀鸡鸭的零工。路嫂的丈夫在外打工，她希望能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不过对于30岁以下的年轻人，显然没有这类家庭的负担。他们去济南、北京或更远的地方务工、恋爱、生子，并希望在那里获得城市身份。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90后”农民工群体仅有3.8%愿意回乡务农，75%的人“选择经商、开办工厂或去企业工作”。

虎子拒绝了父亲许廷金介绍的几个农村姑娘，他在济南找了一位情投意合的女子，父亲为他新盖的五间瓦房没能留住他，如今那个院落一半空间被宋云婷种上了棉花、蔬菜和果树。

和虎子一样，19岁技校毕业后，宋立强在广州打工4年，做摩托车的技术研发；此后他回到济南，做摩托车的维修和售后。在这个小村庄里，宋立强算是在外干得不错的。

他在父母的老宅边比邻盖起婚房，占地200多平方米，多年前兴建和装修的费用就花了20多万元，屋子里新式的家具一应俱全，在农村算是“高配”。看得出来，主人回家的次数实在有限，所有的家具都被盖上一层薄膜，防止落灰。

宋娶了另一个村庄的女孩，他们在济南定居，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不过是小产权房。”宋说，因为面积不到落不了户。

他们的女儿刚两岁半，宋立强希望能让她在城市长大，不过户籍是个问题，“或许大点还得回老家读书高考，只能边走边看了。”宋叹了一口气。

在中科院研究员刘彦随看来，像宋立强这样“离村进城”的数亿农民工，大多处于“城乡双漂”，进城回乡都是客，难以安居乐业，正成为社会稳定与安全的焦点。

“边走边看”是这个群体的普遍心态，他们寄望于今后可能放宽的落户政策，当然，为了可能的退路，宋立强保留了村中的住所和责任田。

但这也让刘彦随等一批学者担忧，“人走地不动”、“建新不拆旧”可能导致巨大的耕地和宅基地浪费。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撂荒的良田在5000多万亩，如果算上过去一年两季粮食改种一季的半撂荒耕地，这个数字更大。这显然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矛盾。

据统计，机械化耕种已经在中国一半的土地上实现。在有条件的地区，政府鼓励土地流转，搞家庭农场，不过土地整合目前还是个问题。

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社科院研究员李国祥此前在受访时称，只有13%~15%的农民愿意整合土地，“许多人认为，如果他们出让了土地，再回到农村就没了立身之本。所以，他们宁可让土地荒置、自己进城务工，也不敢出让土地。”

在牌子村做家庭农场的赵明也遇到了这个难题，他目前承包的200亩地，都是托村中有威望的人一家家去做的工作，最后签下的却还只是次一等的地。为此，赵明只能选种对土地肥力要求不是太高的芹菜。

“村民不愿意把好地包出去，害怕把他的地给种坏了。”也有的人担心，地包出去后钱可能收不回来。

村三代：留守 消失的村

父母留给一些留守儿童的印象是模糊的。3岁半的康彤彤，父母都在北京做装修工。她至今没有去过北京，也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

11岁的孟会添的梦想是当司机，因为“赚钱多”。

他的父母分别是太阳能安装工和宾馆服务员，作为独子的他与中风后失语的爷爷孟范如和63岁的奶奶杨冬冬共同生活在牌子村。

五六年前村小学被撤并，孟会添需要到距离村子8里地的中心校上学，校车没有开通，为此，上下学杨冬冬需要每天骑电动车来回接送6趟。

最近两年，小村庄频发幼儿夭折的噩梦，有个叫佳佳的孩子玩水被淹死，还有两个孩子上学途中掉到鱼塘里溺亡。

杨冬冬觉得责任很大，她把家中的15亩地全部都承包出去，专门照看孙子。“看孩子不是好干的差事，不敢打也不敢骂，也不敢让他乱跑。”

可是，最多也就是能“看住孩子”，“要辅导功课俺就没办法了。”有时候，孟会添拿着作业满村跑找不到一个会的人；经常是杨冬冬上个厕所回来，小孟说已经做完作业，“到底做完还是没做完啊，那就不知道了。”

“学习苦，作业多。”小孟的兴趣似乎并不在书本上，说这话时，他在看谐星小沈阳主演的抗日剧，“想上大学吗？”“不想。”他说“希望可以不用上学，没老师管”。

偶尔父母会接他进城小住，不过小孩子好像并不领情，“城里不认识人。”据杨冬冬转述，孩子想念爸妈了，就打个电话问，“你啥时候来看我。”对话那头说“没空咧”。“那算了”。

像孟会添这样的留守儿童，父母留给他们的印象是模糊的。3岁半的康彤彤，父母都在北京做装修工。她至今没有去过北京，也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

不过电视和网络还是为他们制造出美好的外部世界想象，他们似乎并不眷恋农村的生活。

记者问小孟“想跟爷爷奶奶一样在农村吗？”摇摇头。“那想做爸爸妈妈的工作的吗？”仍是摇摇头。

他说，理想是当司机。乡土社会中，跑世界的司机是见世面又赚钱多的体面职业。

而同样的，当年令许廷金们留恋的农村也已经不复存在了。农村的土地、人力、资金在流向城市，涌向农村的却多是日益加剧的各类污染排放物，农村自我调节的能力越来越弱。

记者采访中看到了一条小河沟，绵延十几里地布满了绿色的浮状物，用棍子拨开，下面是乌黑的水。

近十年，村子周边开起了各种工厂，村民们称上游的一家宰杀鸡鸭的冷库厂，直接把污染物排放在水沟。

杨冬冬叹了口气，眼睁睁看着它变黑了。现在村民舀水调化肥都不敢用这里的水，怕减效。

污水下渗影响饮用水源的忧虑在村民中蔓延，村里流传这样的说法，两个因患食管癌和肺癌死亡的村民听说病因与这黑水有关。

杨冬冬说，只有等每年黄河来水的时候，才能把这黑水冲一冲。

而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与现代文明的碰撞，更冲击着乡土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秩序和传统民俗。

由于夫妻一方长期在外打工，牌子村近年40岁以下年轻夫妇离婚随手一数就有四五对。为什么离婚？许廷金想了想，“估计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吧。” 伦镇镇长周蕾比画着告诉记者，牌子村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因为地少，年轻人都去外地务工了，以至于村子老人去世，连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村里人就站在路边等，喊外村的人过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