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不可被舆论牵着鼻子打摆子

再比如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换算为加分，于是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身份作假事件。在重庆，2011年高考文科状元被证实少数民族身份作假，被北大取消录取资格。2010年的四川，多达几十项加分项目，但竟然有93%的考生是因为少数民族身份而获得加分。也是这一年，浙江的考生，竟然有70%多的考生加分是因为三模三电。

同样，二级运动员可以获得加分，各级体育部门在二级运动员的审核上出现很多舞弊，冒出了很多“伪”二级运动员。今年河南、辽宁高考录取暴露出二级运动员作假的丑闻，就是明证。2013年清华大学公开向四川考生告知：四川二级运动员加分我们不予考虑，请填报志愿时谨慎考虑。当媒体批判清华大学歧视四川考生时，清华大学招办负责人于涵理直气壮地公开回应：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四川二级运动员在我们这里检测过关的。清华大学的回应让媒体与社会舆论尴尬地收场。

至今，我看到的各种网上的调查，对于保送生与加分政策，持否定意见的比例都高达80%以上，为什么？这些年高考录取改革中，减少保送生，减少加分是唯一取得绝大多数共识的措施与方向，又为什么？

我们不仅仅是诚信体系不健全的问题，而是作假成本太低。这是中国的现实情况。一些国家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建立在个人信用基础、自律基础之上的。在这些国家，最有效力的是个人签名，不是公章。但我们的现实是什么？

当孩子的高考成为家长的头等大事时，各种手段、舞弊便疯狂地渗透进来，单靠教育部门是不可能完成这个阻击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