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商银行“骗中‘骗’”：客户状告银行反成被告

原告变被告人

公安机关在立案后，一度没有什么动静。近三个月后的2011年6月15日，兰山区法院银雀山法庭公开审理了梁秀芬与刘树伟、临商银行的这起储蓄合同纠纷案。

法庭上，对于现金交款单的来源和真假，梁秀芬与刘树伟的说法不同。

梁秀芬试图让法庭相信，她与刘树伟就是客户与银行的关系，她交给刘树伟的钱，是因为刘向其揽储，并出具代表银行业务往来的进账单和现金交款单，她视同为把钱存入了银行。作为银行行长，刘树伟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至于钱款没入账，或被挪作他用，银行应承担内部管理监督不到位造成的后果。

临商银行认为，存单可疑，也构不成双方间的存款关系。刘树伟当庭辩称，这是他与梁秀芬的个人借贷关系，与银行无关，“以后我自己慢慢还。”他试图让法庭相信，他是个人向梁秀芬借款，“款都让我平时用了。”

同时，刘树伟承认了一个事实：现金交款单“数额属实，条是真实的，章是真的”，“我是单位的管理人员，存单凭条可以随身带着。”

民事案件尚未宣判，2011年7月11日，梁秀芬被带走，警方以其涉嫌金融凭证诈骗罪刑事拘留。之后，梁秀芬、刘树伟被诉伪造金融票证罪。

这起民事纠纷，戏剧性地转换成了刑事案件，梁秀芬也由一名“受害者”，转变成伙同银行行长伪造现金交款单的刑事被告人。刘树伟在服刑之后，也因发现新的犯罪再度受审。

由此，也引发了日后旷日持久的争议—梁秀芬是否构成犯罪？她能否持盖有银行公章的现金交款单起诉银行？

对于在何种情形下出具的现金交款单，刘树伟的供词发生了变化。在民事案件法庭上，刘树伟称是应梁秀芬的“要求”出具，“双方协商把时间拖后”，在警方讯问中，刘树伟的供词变成了梁秀芬“威胁”，不然就会要他的命。对于时间上的冲突和人名的差错，刘树伟称这是他故意写错，让梁秀芬要不到银行的钱。

而在起诉书上，检方指控系梁秀芬“指使”刘树伟伪造了两张没有真实存款关系的现金交款单。一审法院亦认定，系梁秀芬指使了刘树伟，因而，判处梁、刘二人伪造金融票证罪成立，梁秀芬被判12年有期徒刑。

罪与非罪

一词之差，罪与非罪。2014年1月，临沂中院二审认为“事实不清”，将该案发回重审。

在警方审讯期间，梁秀芬的供词也发生了变化。在2011年8月1日凌晨1时30分至3时23分的一份笔录中，梁秀芬承认了是她借给刘树伟的高利贷，刘将其用于承兑汇票黑市运作中，给别的企业打保证金。

“起诉银行是一种犯罪行为。”笔录中，梁秀芬表示后悔，并愿意撤诉,“永远不再起诉临商银行”。

看守所的值班记录表显示，2011年7月29日-8月1日梁秀芬被外提，直至8月1日下午3时30分，被送回看守所监室。

在法庭上，梁秀芬否认了以上口供的真实性，并称自己在外提期间遭到逼供，不让睡觉。

外提审讯是不被法律允许的，而公安的非法外提，使事实的面目更为模糊。在4月8日的庭前会议中，梁秀芬于2011年8月1日所作的三份笔录均被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梁的辩护律师陈光武认为，现金交款单的真实性已经表明，梁秀芬无任何伪造行为，梁被控指使刘树伟伪造没有道理，形同构陷。

“所谓指使，是基于职权的行为，比如上下级关系、黑老大对小弟的关系，梁秀芬把钱交给了银行行长，认为存入了银行，要求行长出具代表存储关系的凭证，即便是说了一些言词激烈的话，也理所当然，毕竟这是一笔2000多万元的巨款”，陈光武认为，所谓梁秀芬威胁刘树伟，也只是刘树伟的单方说法，并无证据显示梁秀芬对其有逼迫行为。

陈光武认为，梁秀芬起诉银行要求兑现存款，没有任何过错，这纯粹是一个民事纠纷，刑事不应干预。一个普通的企业主，不但钱要不回来，还要搭上诈骗银行存款的刑罚，法律的天平已然严重失衡。

刑事案件尚在审理之中，梁秀芬与刘树伟、临商银行的储蓄合同纠纷处于中止审理状态。

在刘树伟被判17年的案件中，呈现的犯罪事实表明，其诈骗或拆借的涉案金额已达数千万元。这一承兑汇票黑市中的“票贩子”等相关人员涉及的非法经营罪责，也没有在判决书中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