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包装的明清“艺术家”

郑板桥的诗，直接承用季札挂剑的典故，虽直抒胸臆，然不免直露，感觉尚不如《圣朝名画评》叙述武宗元事用典来的含蓄。武宗元是北宋绘画名家，他的故事供当时画史选择者应不止这一个。采用这件轶事，也许是编选者觉得它更能反映画家的个人品格吧。

古代史籍中所载的文人画家形象，以气节高尚者为多，比如明初画家王绂“有投金币购片楮者，辄拂袖起，或闭门不纳，虽豪贵人勿顾也”（《明史》卷二八八）。这是强调高官、富商奉重金求画，画家均置之不理。和上文武宗元记载中的“虽贵人名臣日走于门，求之甚勤，未尝肯诺”意思差不多。而当画家创作激情勃发，兴致盎然之时，即便是社会下层的贩夫走卒无钱无势之人，也可能得到其作品。此类记载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致我们不得不怀疑，这可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写作套路，其目的是为了建构文人画家的清高社会形象。

与武宗元轶事异曲同工，明人李濂《吴伟传》记明代画家吴伟在宫廷中作画的情节，可能也有其所本，故事说：

（吴）伟有时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跄行，中官扶掖以见。上大笑，命作《松风图》，伟跪翻墨汁，信手涂抹，而风云惨惨生屏障间，左右动色。上叹曰：“真仙人笔也”！（《嵩渚文集》卷八八）

画家吴伟在明宪宗面前进行艺术创作时，喝得酩酊大醉，衣冠不整，连墨汁都碰翻了，却能信手涂抹，着手成春，按要求完成《松风图》，其潇洒之风度与画技之精纯可知。重点在于，吴伟并没因为在皇帝面前作画而表现得紧张失措。

按《庄子·田子方》篇，记载一个画史（画工）的故事：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礡，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与一般画史毕恭毕敬、谨小慎微的作风不同，这个画史脱光衣服，大大咧咧地坐着，准备投入艺术创作中去。这种洒然风度得到宋元君的肯定，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画家的做派。这个“解衣般礴”的画史形象就此风行，成为不受外物干扰、放手创作的真正艺术家的形象。李濂对吴伟创作状态的描述，和这位画史何其相似！很难说没受影响。吴伟后辞去宫廷画家之职，石守谦认为，从吴伟的角度考虑，“几尽放浪的生活形态，对于需要随时待诏的北京宫廷画家来说，确实是不可能的”（石守谦《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