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写到拿不动笔那一天

共历磨难二十二载

萧乾与文洁若晚年时的照片。

1950年，我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考入了三联书店当校对，几个月后调到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不仅看译稿，而且经常找来原文著作。在稿子周围，密密匝匝地贴上小条，像长满了胡须一般。我干的活远远超出了校对的范畴，经常因为自己“管得太宽”而加班加点。

1953年，萧乾也调了过去。最初，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能和他在一起。我们的年龄相差17岁。他之前曾有过3段婚史，二战时当过《大公报》的驻外记者，是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1949年，萧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香港报人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国剑桥又以教席邀聘，剑桥的教授专程去香港接他，应允终身职位。但萧乾回到了中国，他说：“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可回国后，他并未被当时的文化界接受，还不小心撰文得罪了人。所以，论名，他当时只是臭名；论利，他更是身无长物。许多人劝我不要同他结合，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嫁给他。

我们的姻缘是由文字开始的。我经常捧着译本，带着原书去向他请教。他讲话诙谐幽默，除了对译文表达明确意见，还给我讲一些道理。他反对直译、硬译，强调无论译什么，首先要掌握原著的内涵。我被他的学识吸引了，没有一个同龄人引起我那么大的兴趣。我意识到在文字工作上，我不但找到了一位向导，也有了知音。

我曾认识一对夫妻，因为一个爱跳舞，一个不爱，弄得很苦恼。我们则从未因兴趣不同而产生矛盾。我们童年都生活在北平，又都上了教会学校。我们都喜欢听亨德尔的《弥赛亚》和莫扎特的《安魂曲》，我们又都研究外国文学，喜欢狄更斯、罗曼·罗兰、马克·吐温和曼斯菲尔德。

1954年初春的一天，我们从东城区民政局领了结婚证书。我们的婚礼没有仪式，没有交换戒指，没有背诵誓词，然而两个人都像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婚后，我们互相“改造”。对待翻译，萧乾不像对待创作那样有热情。但那时创作的条件实在不具备。我就对他说：“既然不让你去搞创作，你就去翻译几本书好了，总比虚度光阴强。”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婚后3年，他一口气译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捷克作家雅·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英国小说之父”亨利·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这三部经典之作。

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萧乾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我也当了20多年的“臭妖婆”。那时候，每次运动一来，很多人就一拥而上，斗这个、斗那个，和自己最亲的人划清界限。但我一直相信他：“右派这顶大帽子不论你戴多少年，我都不会离开你。”

我们在惶恐中小心度日。1961年，我曾不顾家里的经济情况，用我相当于一年半工资的巨款买了一架钢琴。那顶隐形的帽子给萧乾的精神压力太大了，我以为悦耳的琴音能够使他的心情舒畅一些。

“文革”中，他不堪凌辱，曾决意自杀。为了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他就着半瓶酒吃下了大量安眠药。之后，还没来得及实施他的下一步自杀计划，就醉得倒在地上，幸好被人及时发现，捡回一条性命。

之后我对他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剑桥，这17年，起码也是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绝不会落到这般田地。”萧乾神色凄厉，加重语气说：“想那些干什么！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承受中国人的命运。”后来我想，假如他去了英国，我就不会有机会遇上他。

我们共历磨难22载，直到1979年，我们才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