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翰采 光及北辰——蒋维崧教授的篆刻、书法艺术

摘要：蒋维崧先生的篆刻、书法艺术以高超的表现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蜚声艺林，深厚的学识与人文素养是其艺术的底蕴来源。正是在“艺”赋予“道”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深度和灵魂的相互作用中，蒋维崧先生的艺术作品借古开新、望今制奇，尤其使金文书写成为了一种艺术创造，先生的艺术品格也独具耀古抗今、风规自远的历史意义。

蒋维崧先生（图片来源网络）

关键词：蒋维崧；学养；篆刻；金文；行书

蒋维崧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汉语言文字训诂学与书法文化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在音韵、文字、训诂以及语言学方面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蒋维崧教授更是位著名的篆刻、书法艺术家，他曾任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先后出版过《蒋维崧印存》、《蒋维崧临商周金文》、《蒋维崧书迹》和《蒋维崧书法集》等作品集，他的篆刻、金文、行书艺术，以高超的表现技巧、浓厚的人文素养气息和精致奇巧、雍容和穆、峻洁清雅、蕴藉隽永的风格蜚声艺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在当代中国篆刻及书法艺术界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对蒋维崧教授的书法道路、艺术成就和历史影响做些浅探。

一、学、艺双修，道、艺两进的书法道路

对中西方艺术史有所关注和研究的人，不难发现这样一些差异。无论是西方的雕塑还是绘画，其线条造型都沉着、坚定、准确清晰，其人物造型要符合人体结构的比例，其风景、静物及光影、设色既要符合对象自身的特点，又要不违背光影、透视和几何学的原理，注重表现对象之真，有认识价值，因而充满科学精神，是艺术与科学的有机结合。而中国的艺术，无论是绘画写景状物还是书法的线条造型都是超逸悠游、飘忽自由的，它不以准确地再现模拟对象为要，以不似为似，形不似神似，主张要深刻地表现艺术主体的内在精神和情感自由。它不注重对象真实的认识价值而强调直觉地呈现主体的精神品格。由于中西方艺术表现特点的差异，中西方在如何强化提升艺术家的艺术境界和创造能力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概括地说，西方在强调艺术家要熟练地掌握本门艺术技能技巧的同时，要有较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分析、认识能力，故西方的艺术家多兼及科学家。而中国则在强调艺术家在熟练本门艺术技能技巧的同时，更注重强化艺术家的人文素养、学问、识见和精神品格，以提高自己的表现能力。故中国的艺术家多为人文修养深厚的文人、学者。

早在晋代，王羲之所作《书论》中就指出：“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①]其后宋代苏轼也提到： “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②]， “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③]，至清代刘熙载则说：“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④]（刘熙载《书概》）古人认为，艺术创造不仅需要技能技巧，而且要精，要熟。但也不能空有技能技巧，“退笔成山”，勤学苦练，得有法之法。若学养不足，缺少识见，“心不若人”，则容易为法所缚，艺品不高。若雕饰太甚，则堕入匠俗，甚至不能算作艺术。只有强调字外修养，“读书万卷”，识深，博学，得道，成为“通人之士”，才能涉笔成趣，无成法而生妙境，超尘拔俗，幽深无际。由此可见，中西方艺术虽然表现特点不同，但艺术家都需要艺术技巧之外的文化素养，尽管这种文化素养的知识结构和作用有差异，但“技道两进”是中西方艺术家共同遵循的艺术道路，这也正为我们论及蒋维崧先生所走的学、艺双修，道、技两进的艺术道路提供了视角。

蒋维崧先生于1915年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世家，曾祖父蒋曰豫，是晚清有名的学者，长于经史及声韵训诂之学，著述甚丰。蒋维崧自幼聪慧颖悟，尤爱诗文书画，1934年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在系统学习汉语文字以及古典文学知识之余，为满足自己的艺术兴趣，到艺术系选修著名词人、篆刻家乔大壮先生的篆刻课程。经乔先生的精心指导点拨，蒋先生的篆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二十二岁便有篆刻作品参加全国艺展。在央大艺术系的参展的篆刻作品受到了大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关注，后来为徐悲鸿先生刻章更受到嘉许。乔大壮先生对蒋维崧不俗的艺术才华甚是器重，不仅将其收为入室弟子，将其珍藏多年的《陈师曾印蜕》郑重相传，更不吝将称赏之词溢于诗表：“鸟书虫篆苦纷纭，锈涩昆吾付与君。七十二君绳检外，要从此事叩皇坟。”“刓金泐石事纷纷，小学销沉剩二分。何处更求秦相笔，异时真叹郢人斤。研朱纸上调花露，倒薤窗前拓篆文。料检行縢馀旧冻，千秋名氏要烦君。”[⑤]字里行间对蒋先生的艺术未来寄予厚望。

后来，乔先生又把蒋维崧先生引荐给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学习书法。沈先生不仅欣然把蒋先生收为弟子，还将多年研究书法的理论成果《执笔无字法》手书一册传给他，可以看出沈先生对蒋维崧的喜爱与期待。

在乔与沈两位名师无私的提携推举下，蒋先生在书界印坛一时名声大噪，蜚声京华。青年才俊、社会名流以结识先生，得其刻印为雅事。直到半个世纪后，黄苗子先生回忆起与蒋先生相处的那段时光，还津津乐道，称羡不已[⑥]。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及四十年代，可以说是蒋先生在艺术上脱颖而出，展露才华的活跃时期。特别是其篆刻艺术，由于更注重刀法、技巧的特点，使他在青年时期就在印林产生影响。相对于篆刻，他的书法，则更需要深厚的艺术功力、综合的人文学养和精神境界的滋润。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蒋维崧大学毕业时，婉拒了徐悲鸿先生有意引荐其专业从事艺术创作的厚意，听从了乔大壮师的指导，选择了从教治学的道路。尽管蒋先生此后十几年为生活奔波，多次变动工作，但直到年老，回想起当时的抉择，对乔大壮师仍然深怀感激：“现在看来，我听乔先生的话就对了。”[⑦]

蒋维崧先生自1955年调入山东大学，先后在中文系、文史哲研究院从事汉语言文字、训诂、音韵等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先生治学非常勤奋，闭门掩户，不杂交游，手不释卷，有时可谓达到废寝忘食，家里人担心他身体的健康，时常请学生在饭后硬邀先生出去散步。先生的学术视野开阔，善于思考，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表在《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上的《关于利用形声原则简化汉字的规范》、《由隶变问题谈到汉字研究的途径和方法》等文章及《汉字浅说》一书无不具有真知灼见和理论建树，深受学术界的关注。先生的学问、知识的丰厚，更体现在他十余年负责编纂《汉语大词典》上，那数以万计琐细而精微的词条编纂成典，真好比一部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先生不仅能从容应对，而且对大量的词条做了沙里淘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富有建设性的辨析与确认。经常有校内外专家学者或青年学子向先生请教受到困扰难以解决的问题，先生常常是稍作沉思，便能和蔼悦色地道出该问题的出处以及解决的思路，或者踱步到书架上取出要找的书籍，甚至翻到某卷某页，令请教者惊羡不已。

先生不仅博学而且性情高雅、淡泊名利、不染俗境，是可谓是一位气度儒雅、学问深至、精神矍铄的高人胜士。这一时期，可以看作蒋维崧先生“内修”学富的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之后，他才真正为自己的书法境界打开了通途。

人们不难发现，蒋维崧先生在退休前，因科研著述、教学任务的繁忙，无暇顾及书法，常有缺少书法实践的感叹。从1976年山东出版社为蒋先生出版的《行书字帖》来看，其书法虽然清新秀婉，迥出时辈，但深受沈尹默师的影响，取法未博且时出弱笔，更缺少个性化的创造。这一时期，可以看作为蒋维崧先生书法的沉寂或徘徊期。直到退休后，蒋先生才进一步激起对书法艺术的极大热情，表现出超强的创造活力，从而将书法引入了一个不断深化发展与成熟的历史进程。蒋先生十分注重人文素养与学问对书法的作用，常对其学生说：“不读书、不研究相关学问，多半只会在一些技能技巧上做文章，其发展也就很有限。”[⑧]但也不能以学代艺，实际上，学问与技艺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书法艺术也并不表现具体的学问。学问只有化为艺术主体的性情，心灵、精神的意趣，才成为艺术表现的内涵。因此，凡大艺术家，必有高深的文化学养，但大学问家并不一定就是艺术家。所谓：“文章学问之光，书卷之味，郁于胸中，发于纸上，一生不作书则已，某日始作书，某日即当贤于古今书家者也。”[⑨]这其实是一句空话。一个学养深厚的文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经过艰苦的实践训练，掌握这门艺术的技能技巧和审美规律，才能将自己的学养、心灵与精神物化在艺术形式中，才能深化艺术表现的境界。因此，学养与艺术的密切关系，学养对艺术发生影响，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交互融合的过程。蒋先生的高明之处，不仅在认识上重视这一过程，更体现在他长期在艺术实践中强化这一过程。蒋维崧先生退休的十多年间，虽已是古稀之年，但在书法上所花的大量时间，不是创作作品，而是遍临法帖。1998年，齐鲁书社出版的《蒋维崧临商周金文》，可以看出蒋维崧先生临写金文之多、之勤，所下功夫之深，在书写金文者中实属罕见。其实这也还是蒋维崧先生所临法帖的极少一部分，除了临商周金文外，他还临殷商甲骨、秦汉金文、楚书、古隶、简书等等，几乎无所不有。正是经过这样的临写过程，他才创造性把握了金文的书写表现特点，赋予它浓厚的现代人文气息，其作品丰伟宽和，雍容浑穆，既不失古体，又富有新意，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蒋维崧这一时期在行书方面，也是遍临法帖，博涉众家，弱化了沈尹默师的影响，显出了独特的个性创造，如果说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行书还有拘于法理，时见使意强作之笔，未尽雍容自然之妙。那么九十年代末，他的行书则达到了欣然落笔，未有不达于心灵之奥。胸中所郁，也未有不显于笔下者，不思而为，却尽造神奇，萧散淡泊，又了无遗憾，可谓达到了人书俱老的艺术境界。也许直到此时，才真正的实现了学与艺、道与技的相互融合，达到了“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的化境”[⑩]。由此可见，学艺双修，艺道两进的书法道路，不是蒋维崧先生所创，但注重两者的融合与相辅相成，却是他艺术创造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