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深化经济改革要求适度经济增长

增长下行是结构性问题

“经济下行看起来也是一个伪命题。这几年金融危机这么厉害，中国经济保持7%以上，2011年达到了9.2%的水平，2012年和2013年是7.7%，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怎么能说是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虽然从统计数据上似乎看不到经济增长下行，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担心的，担心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内需不足的问题。”刘伟说。

先看投资需求。中国的投资需求的数据很好看。2008年-2012年，连续五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增长率很高，但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推动的。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第一没有市场效率，第二不可持续。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 D P的比重现在已经到达2%以上，高的时候达到了2.8%。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的风险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还有多少财力继续投呢?这就有可能导致投资需求不可持续，关键主要是企业的力量不够，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创新力不够，有钱也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在原有产品结构不升级的情况下，投就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就是泡沫。小企业是需要投资的，但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2013年上半年民间借贷综合贷款利率超过了15%。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企业想投没有钱，所以必须依靠政府来投资。投资需求把政府高度套牢。所以从2010年10月政府择机退出之后，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到2012年第三季度连着七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比2008年那次还长，从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当时是连续五个季度，15个月增长速度下降，这次是七个季度，政府退出之后，企业市场力量没有跟进，那就必然引起投资增长的回落。

再看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刘伟认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上分析。从宏观上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不低的，扣除价格因素，金融危机后平均每年是14%左右，2013年比上年有所回落，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只有11.5%。原因是中央推出的八项规定，使公款吃喝消费受到了遏制，但在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居民消费不足。政府退出了，居民部门没有跟上。但总的来说，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并不低，但是我们为什么担心?主要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导致了居民购买力的增长有可能受到限制。

在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上看，如果以财政收入、资本盈余和居民收入来看政府、企业、居民这三个部门的收入增长，增速最快的是财政收入，34年增长率是18.8%，增速最慢的是居民收入，比G D P慢三分之一。这几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占的比重几乎每年都要下降一个百分点。这三者谁的钱是用于消费呢?主要是居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慢，比重逐渐降低。政府的最终消费也属于消费，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但在各级政府的选择上，更愿意把收入的增量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投资。这样当然会导致最终消费增长乏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失衡，导致了国民收入结构的失衡。从产业结构看，2012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是36%，而产值比重只有9.8%。虽然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在另外一方面，大量农业劳动力的存在实际上反映出产业和城乡间的发展失衡。在初次分配当中，36%的人在分9.8%的产值，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差了三倍多，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初次分配结构的失衡，制约了我国购买力的增长。这个矛盾也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从微观上看，在城镇居民内部、农村居民内部，近些年来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近十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都在国际警戒线水平0.4以上，虽然2008年以后有所降低，但仍在警戒线水平之上。

刘伟表示：“技术创新力不够，制度创新力不够，投资需求上不去;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的扭曲，消费需求难以保持持续旺盛的增长。虽然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反映出来增长率并不低，但是我们确实有理由担心它不可持续。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增长下行，从数据上看好像是伪命题，似乎都不存在，但是仔细分析后面的原因后，可以看出一个严重的深刻的结构性的问题。”

结构问题完全靠宏观政策是解决不了的，只能是顾此失彼。长期发展问题，通常发生在供给领域，而供给领域中出现的长期矛盾和问题靠短期需求管理通常是难以解决的，要靠结构升级。结构升级是一个结果，它的推动力是制度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提出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改革是中国目前最根本的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系统性的，方方面面的体制制度的安排，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这些方面的体制制度安排最要紧的原则就是权利、责任和利益要对等。改革是权利的再分配，更是利益的再调整，权利的转移和利益再分配时要注意防止的一个漏洞，就是权利、责任、利益三者转移的时候不同步，如果不同步，给了一部分人权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其他方面)的同时，在制度安排上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责任去约束他们，使这些人只有权利而无责任;与此同时，那些承担了责任的人没有得到利益，属于只有责任而无利益的人。如果这个社会治理结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权、责、利不协调，一部分人有权利而无责任约束，另一部分人只有责任而无利益。这样的制度下无论效率还是秩序都会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以讲中国改革总目标，讲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上，让制度和责任、责任和利益协调起来。而经济体制改革是最具牵引力的，是各项改革的中心。强调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就是两条，一个就是在资源配置上，效率原则第一，市场就是效率;第二是法权，强调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所有的人没有身份上的差别，没有特权。市场就是这两条。追求效率为首要的目标，以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为出发点。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起点公平竞争，终点是效率，这就是所谓的决定性作用。还应该强调的是，这里讲的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讲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资源配置是微观问题，宏观问题和其他社会领域不是市场起决定作用，那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个方面，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制改革，在非资源配置的领域、在宏观领域应该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两个车轮有效充分的竞争，有效的政策调控驱动下，中国结构转型才能稳定地开展，中国真正的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才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