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深化经济改革要求适度经济增长

原标题：刘伟：深化经济改革要求适度经济增长

●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企业想投没有钱，所以必须依靠政府来投资。投资需求把政府高度套牢。所以从2010年10月政府择机退出之后，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到2012年第三季度连着七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比2008年那次还长。政府退出之后，企业市场力量没有跟进，那就必然引起投资增长的回落。

●技术创新力不够，制度创新力不够，投资需求上不去;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的扭曲，消费需求难以保持持续旺盛的增长。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增长下行，从数据上看好像是伪命题，似乎都不存在，但是仔细分析后面的原因后，可以看出一个严重的深刻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现阶段的改善就业不仅推动着城镇化进程，同时也改善着收入分配和人民生活，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不能太低，过低了就会影响充分就业，但经济增长也不能太高，过高就会影响我们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需求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失衡反映出了新的特征，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从数据上看这两者好像都是伪命题，但是仔细分析后面的原因，就可以发现它确实是一个严重深刻的结构性问题。结构问题完全靠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要靠结构升级。结构升级推动力是制度创新，而改革是中国目前最根本的制度创新。这里面就涉及如何认识结构调整与深化改革的关系，刘伟认为，当前把长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适度下调，安排在7%左右，符合我国长期发展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经济失衡反映出的新特征

“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36年之后的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特别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入地推进改革?”刘伟说，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成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G D P总量第一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人均G D P第一次穿越了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达到了上中等收入的水平。从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标志着中国克服了贫困，穿越了温饱，进入到了当代的上中等收入社会。这些成就毫无疑问令人瞩目。但中国到了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上和经济发展上出现的问题，也确确实实值得深刻地反思。

“我们首先看到一个现象，这就是中国经济在仍然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同时，经济失衡反映出了新的特征，用一句话概括叫做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这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种失衡的发生，既有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原因，也有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原因。”刘伟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失衡主要是短缺经济基础上的需求膨胀，通货膨胀压力大，我们长时期里采取的都是适度紧缩的宏观政策。而从1998年下半年以后一直到2010年10月的这十多年中，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衡的最大威胁主要是内需疲软，特别是消费不足。外需也在影响中国经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影响中国，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对中国产生了更大冲击力。这就导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失衡或主要的威胁是经济增长乏力。相应地，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就以扩大内需为重点，采取了扩张性的政策。而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过去分阶段出现的，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乏力这样两个不同时期分别出现的问题，如今在时间上、空间上同时聚集到了中国经济当中来。这种聚集同时发生，使我们的宏观政策非常难以选择。

刘伟表示，如果我们严格地从统计数据来看，通货膨胀似乎并不明显。从2012年5月开始到现在，以CPI反映的各个月度的通货膨胀率始终是在3%以下，2012年的9月和10月的通货膨胀率甚至在2%以下。而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通货膨胀率如果低于2%，主要问题就是要防止通缩而不是防止通胀了。2013年的通胀也就是在3%左右的水平，2014年预期不会超过3.5%。

按说中国应当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什么民众又会感到很大压力，整个社会从政府到居民对通胀预期值的担心程度这么高呢?刘伟认为，不能简单地从数据统计来解释这个现象，真正的问题是其背后实实在在存在的经济内在关系。虽然近几年通胀从数据显示上看压力不大，但是原因非常复杂。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前一段时期实施反危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投放了大量的货币。超额的货币投放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只是货币投放出去之后，冲击到物价有一个时间差。越是经济危机这个时间差可能来得越长，因为人们拿到钱之后不一定马上花，所以从货币投放出去到影响物价的时间会拉长，但最终总会产生冲击。从2008年三季度开始到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感到这个影响的节点快到了。从影响程度看，现在这100多万亿的货币供应量，对于中国通胀的拉动作用应该在50%以上。

二是经济增长中的成本。由于我们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能源、动力、原材料等)的成本都在上升，如果效率提高得慢，这些成本就会进入价格。根据我们的测算，目前物价上涨的压力大约接近50%来自成本的推动，这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典型的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在治理成本推动的通胀时，收紧银根利率会上升导致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最终反映为企业产品价格的上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紧银根的举措不仅在抑制通胀上收效不大，而且推波助澜加剧了通胀。

三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2013年的商品进出口总额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目前，中国的进口对国际市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作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对国外原材料的依赖程度相当大，石油依赖度超过了55%，铁矿石进口超过了国际贸易量的60%以上，这就使得国际输入性通胀对我国的影响非常大。

这些因素都是结构性的和深层次的，短期里靠宏观政策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靠总量调整是控制不住的。所以人不怕有病，怕有了病之后缺乏治疗手段。通货膨胀报出来的数字大并不令人担心，我们担心的是它背后潜在的这些复杂因素。如果它们开始严重影响宏观经济，我们又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那就是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