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闯关东：苦难中不屈的抗争

原标题：闯关东：苦难中不屈的抗争

■往事回眸　

□山东人“闯关东”，曾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悲壮的一页。

□从清初至民国，迫于兵荒马乱、灾害连年，一批山东人背井离乡“闯荡”到地域辽阔的东北大地谋生。

□在这条漫漫长路上，数千万山东人一走就是几个世纪！

□　本报记者　常诚

“天下第一关”是山海关城的东门，出了这个门便到了关外大地，进了这个门便是中原。其实一关之隔的土地并不曾真的有什么不同，然而，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数以万计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在跨过这个关门时，却有着不一般的感受和经历。

从“流人”到“流民”

山东人移民东北由来已久，清初民族矛盾尖锐，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边寒苦”的东北，这种遣犯史称“流人”。细数这些“流人”，有农民起义被镇压后的余众，有文字狱或科场狱案获罪人士，有刑事犯及其家属，有失职或犯罪官员、兵士等。这时的关东“人迹罕至，出塞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列，仰不见天，乱石断冰，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嗥”。在关内生活惯了的人，到那绝塞荒山、冰天雪地、远离乡土、举目无亲的环境里生活，实为凄惨。

然而，此后不久，就是这样的荒野之地也没能阻挡大批山东人自发地来到，史称“流民”。

清朝初期，山东大地赤地千里，大片荒芜，有一户之中只存一二人、十亩之田只种一二亩者，人口已经下降到400万人，顺治十八年，社会恢复，招集流散，人口达到880万人。在经过“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康乾盛世，山东人口更是在道光年间突破了3000万人，此后仍有增加，最高时为3778万人。人口的增加使耕地相对减少，尽管“山峦海滩，开垦无遗”，但人均耕地还是在乾隆年间就降到了“温饱常数”之下，只有3．68亩。于是，山东各地官吏同声呼吁：“户口渐增，百病以人多为首。”

有清一代，山东历年水旱灾害频繁，几乎是无年不灾、无处不灾。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路遇介绍，在清代268年中，山东曾出现旱灾233年次，涝灾245年次，黄运洪灾127年次，潮灾45年次，各种自然灾害之严重超过全国其它各省。康熙四年的特大旱灾，更是全省107州县无一幸免，“草木皆枯”、“人多饿死”、“道多饿殍”、“人相食”的记载充斥大小县志。不仅天灾，人祸也接踵而至。咸丰年间，“鲁捻”、幅军、长枪会军、文贤教军等起义烈火烧得山东“大半糜烂”，在兵燹的冲击下，山东人的生存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到关东当“流民”就不足为奇了。

“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自古以来，山东人是“安土重迁”的典型。人口压力、天灾人祸、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外因，从更深处看，自从1860年法国人的炮车碾过烟台的大街，1895年日本人在威海接受北洋水师的投降约文，1897年德国人的铁甲战船驶进胶州湾……面对这一幕幕耻辱的历史图景，山东人以圣人之乡自居的优越心态逐渐被冲淡了，于是，乡土意识开始淡化，冒险精神逐渐增强。最初，闯关东的流民一般春往冬归，但越来越多的流民开始在关东大地生根。

清代山东人闯关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644至1667年，清朝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当时，沿山海关一带遍植柳树墙，中间用绳索相连，满洲兵驻扎在那里严密地看守着关口，不允许汉人出关。但这种政策并没能阻止山东闯关的流民，此时流民“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涌蚁聚”，一时间山东人的足迹踏遍了辽阔的关东大地；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打开虚掩的大门，正式向流民敞开，“东三省之开放设治，遂如怒箭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矣”。伴随着关东地区的逐渐开放，流民“出关谋生者，日以众多”，年增年长，蔚成大观，山东、直隶流民更是“闻风踵至”，“终年联属于道”，使东北终于成为一个“移民社会”。据估计，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省先后自发涌入的流民，“而其中以山东为最，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推断，清代山东移往东北的流民约在七百万至八百万人之间”。规模之巨，可以想见。

进入民国时期，山东人闯关东迭起高潮，历年进入关东地区的人数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人以上，而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四年。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按路遇先生的研究，除去回返的人员，留住东北的山东人达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诚可谓“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苦难与梦想同在的闯关路

闯关东并不如想象中的浪漫，那些挣扎在生存边缘的人们留下的故事充满了悲伤和苦痛。路遇先生介绍，鲁东流民大都泛海到辽东半岛，然后北进，散居在东三省各地；鲁西大都沿陆路进入山海关，然后进入吉林、黑龙江各地，就其移民过程来说，开始是定居于辽河流域，之后渐次北进，至嘉庆、道光年间已经大量进入黑龙江地区。

“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这段文字生动地记叙了闯关东的艰辛旅途，当年许多闯关东的山东人“挑起箩筐，一头放孩子，一头放锅子”地前往东北垦荒，大体就是如此情形。　　闯关东的山东人进入东北后从事的职业以农垦为主，兼有其它各业。清初，移民数量不多，大多从事采参、淘金、砍伐森林、猎取兽皮等职业，出现很多“走山者”，他们不顾朝廷禁令，常常成群结队驮负粮布深入深山，有些采参、淘金人入山既远，一去不返。此后，移民渐以耕作为主要职业，开始他们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开垦权，于是“始而为佣，继而为佃”，“租得旗人土地，从事耕作”。也有私自开垦土地的，“山东人入境者即集合同族，建造所谓家屋之窝棚，以为根据地，开始在附近土地烧荒，第一年种荞麦，第二年起顺序栽种高粱、稻粟”。山东移民的到来带动了东北农业的发展，关外“土宜稼穑，收获之多既倍于他省，粮价之贱亦丰于内地”，“每遇丰收之年”，竟有“熟荒之虑”。

此后，山东人在东北的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都大有作为。突破封禁而去东北的商人中有为人称道的“山东帮”，《满洲地志》记载：“山东人励精克己，勤俭耐劳，富于团结力，劳动者互相扶助，商人互通缓急，恰如一大公司，其各商店则似支店，互相补给商品，以资流通。而在金钱上尤能融通自在，故虽有起而与之争者，奈山东人制胜之机关备具，终不足以制之也。满洲人及俄国商人固无论矣，即德国人之精于商者，亦退避三舍，不能与山东人抗衡。”　　至于在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中从事艰苦创业劳动的，当然更是吃苦耐劳的山东人了，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山东人闯关东正值国家灾难深重之时，东北是屡经外敌侵扰之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山东人为抗击侵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吉林省浑江市《湾沟公社志》记载：“1921年间有一名叫王振邦的农民，原籍山东，因逃荒携妻及长女一家流落于西川一带。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王振邦与山东老乡聚义百余人抗日，1934年末，他们与日军大小战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战绩最佳，日军死伤惨重，义军为日军所胆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