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首批援藏干部张敦金：三年援藏经历 一生西部情结

时光回转到2007年8月，西藏昂仁县县城。

一名中年男子，嘴唇发紫、心跳加速、步履蹒跚，高原反应严重。但他眼神坚定地绕着县城淄博路、淄博人民公园、淄博希望小学走了一圈，最后来到县政府宿舍的一张小床上，躺下小憩。

他不是在小憩，而是陷入对往事的深深回忆。这张床，他曾睡过3年；这条淄博路，浸透着他和其他6位淄博人的心血；这个县城，按照淄博人设计的远景规划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叫张敦金，淄博首批援藏干部之一。1995年5月12日，他和其他6位淄博人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带着全市人民的嘱托进驻西藏，开始了首批3年西藏援建。3年时间，昂仁县有了水泥路，有了小学，有了远景规划，恢复了藏戏团等重要文化遗产，7名援藏干部为昂仁县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当地百姓誉为“孔繁森式的好干部”。

采访张敦金，从他的2007年西藏之行说起。

“2007年8月，我重返昂仁，躺在我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小床上思绪万千，县城逗留3小时，我嘴唇发紫，头晕目眩。随行的同志问我，3个小时尚且如此，那3年你是如何度过的？”

“3年是如何度过的？”一句话让张敦金陷入沉思，思绪进入到1995年。当年5月15日离开山东后，他和其他6名淄博人就踏上了昂仁建设的开拓之旅。张敦金说，从5月20日进藏，他们就开始和高原反应作斗争，这是要克服的第一难关。

睡没睡着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长没长病不知道。

张敦金用这三句话形容3年的身体状态，他如此给记者解释：“3年，因为高原反应，长期处于头疼头晕状态，没有食欲，睡不着觉，走路都不敢快了。”张敦金现任高青县法院院长、党组书记，3年的援藏经历在他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现在的他嘴唇依然有些发紫。他告诉记者，为了能睡着觉，他3年累计吃了200多片安眠药。

“那里一年四季都很冷，而且是水利发电，冬天水一结冰就没有电，只能点蜡烛，冬天在零下30摄氏度的屋子里，晚上靠点牛粪取暖，睡觉都不敢脱毛裤，牙膏天天被冻住，每次刷牙都要先把牙膏烤化，加上身体本来就有严重的高原反应，弄得我几乎天天睡不着觉，只能吃安眠药。”张敦金说，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是的感冒。“那里可不敢生病，感冒都有生命危险。”说到这里，张敦金还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因为高原压力不足，他有一次感冒打吊瓶，老式的输液器将他的血液都压迫到吊瓶里去了。

买把青菜跑出217公里

和张敦金同行的首批援藏干部、现任桓台县新闻出版局局长的于克诲谈起援藏经历，也是感慨万千。

“出发前做好了经受考验的准备，但实际条件比我们想象的难很多。”于克诲说，昂仁县当时没有一条水泥路，县城只有一所学校，一家商店就是一家企业，经济条件比不上内地的一个乡镇。

于克诲告诉记者，当时昂仁牧区和农区的人还进行物物交换，商业很不发达，他们最大的感触就是即使有钱也没处花。正像张敦金所说：“我们吃不惯生羊肉、喝不惯酥油茶，可我们没处买菜，买块豆腐都得跑到217公里之外的日喀则地区。”

“日喀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北京；拉萨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纽约。”他们这样形容当时的心境。于克诲告诉记者，因为昂仁县资源严重匮乏，因此每个到日喀则和拉萨开会的人，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任务就是采购青菜。于克诲回忆说，他们经常给家里发电报邮寄香肠、方便面、咸菜等物资，“因为我们要下乡考察，最远的乡镇将近400公里，一去就是大半个月，必须自己带够吃住物资。”于克诲说，当地没有所谓的地方接待，每到一处最高级的礼遇就是给你烧点开水，住乡政府招待所也要掏钱。

昂仁县平均海拔4500米，即使吃方便面也要用高压锅，张敦金说，当时淄博7名援藏干部，6名来到了昂仁，王书坚同志留日喀则任地区副专员，他们6人到昂仁后就轮流炒菜做饭。张敦金还给记者讲了一个自己馋嘴的故事，刚到西藏时张敦金只带了两斤花生米，两斤虾米，因为严重的高原反应，张敦金在日喀则住院了。“当时我们享用的是病号饭，一大桶面条，已经糗得不成样子。”实在吃不下饭的张敦金开始想家乡很出名的“铁山”牌香肠，张敦金和同住院的援藏干部翟乃利租用了当地的一个三轮车，跑到电报局，发了一份紧急电报，上书：“速寄铁山香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