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土地改革是城镇化瓶颈

从十八大领导人的讲话和会议记录来看，城镇化成为下一届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和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通过蛛网博弈推演平台，我们认为，城镇化拉动投资和内需效果明显，但土地改革将成为影响城镇化的瓶颈。

新型城镇化被赋予了于过去不同的一些概念，包括消费升级，精细化，绿色环保和智慧城市等等。但在缺乏足够利益动机的情况下，这些"新型"的内涵仍停留在概念层面上。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所谓的新型城镇化或仍注重强调要搞基建、搞房地产。区别只是在于以前是东部在搞，现在轮到西部搞，以前是大城市在搞，现在是二三线小城市在搞。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户籍制度的配套改革也有所动静。国务院出台了《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把原来的户籍限制缩小一些，农民进城特别是中小城市的门槛降低了。尽管排除掉了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等特大型城市，但其他众多城市的放开，特别是地级市的首次放开说明，能够接纳了更多的农民进城。在户籍制度上为鼓励农民进城又迈进了一大步。

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推动更多农村人口进城，需要兴建更多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这将带动铁路、市政、能源、社会事业等多个行业投资的快速发展。其次，新增城镇人口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也十分明显，农村人口入城，特别是农民工进城落户将增加对家电，电子等日常生活消费品的需求。此外未来户籍制度改革或进一步深入，医保、教育、就业和培训等将与户口逐渐脱钩，让进城的农民掌握更多职业技能，提高脱离土地生产后的生存能力。而消费物流等服务行业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行业而得到发展机遇。

城镇化需要养老保险制度的彻底改革

城镇化的推进，必然要求实现更为自由的人口流动、身份转换的大环境。而现有的以户籍、职业、地位、身份等划分的碎片化的养老保障体系，就面临改革。

未来10年城镇化进程中，按最保守的口径即年均将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来预测，将有1亿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同时也从新农保转移到城镇社保制度里，就会对目前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下的养老金支付形成巨大的财务风险，而如果没有其他财务因素介入，这个风险很难化解。

我们现有的社保制度，与城镇化需求的差距在哪儿？

目前的社保制度下，我们等于有5个大制度——公务员的制度、事业单位的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农保、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但如果进一步细看一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就会发现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很多小制度，呈现严重的碎片化状态，存在很多问题。换言之，大的制度有五个（大碎片），但在城镇制度里还存在无数小制度（小碎片）。

如果大而化之，实际上就是2个制度：城市的和乡村的制度，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城乡之间的差别，正是这两个制度之间的鸿沟，才成为城镇化进程的障碍。既要应对快速老龄化，又要应对快速城镇化，我们的社保制度能够顺利应对吗？

对全国来说，未来10年城镇化，也就意味着将有1亿多人口变为城镇人，从新农保转移到城镇社保制度里，毫无疑问会对城镇养老保险支付形成了巨大的财务上的威胁和风险，因为两个制度的水平存在很大的落差。

风险很难化解，但如果解决这个矛盾，对于新吸纳的1亿多农民来说，就相当于在城镇养老保险大制度里形成了二元结构，新吸纳的农民毫无疑问会成为二等公民。目前农村和城镇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巨大差异性，是我们未来10年城镇化改革中面临的重大挑战。

如何化解这种差异性所带来的代价和风险？

要改革，城乡实行一个制度，彻底并轨。但这又带来另外一个深层的思考，导致我们对城乡之间缩小社保差距充满困惑，或者认为并不可能。

在外部条件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事业单位并轨了20年都没有任何进展；新农保与城镇制度的差距那么大，要是没有外部的财政因素，也必定遇到很大阻力。所以，要并轨，一定要有强大的外部推力，这就是财政的介入，这是城镇化的成本。

说到养老保险制度，在几个大参数和制度结构等方面，地方的自主权、创新很有限，城乡的整合主要还是靠主权国家大一统的制度改革。试点需要综合梳理上升为大一统制度，如果没有上升，制度就更加零碎，更加缺乏流动性。

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镇化将村民变成市民，从理论上是可以扩大国内需求的，但前提是国家首先需要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舍得花血本，而且要为进城农民转化为市民身份提供社保等投入。

城镇化的核心是要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现在的城镇不能以户口为限，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全面覆盖，不要再以户籍作为借口来阻碍城镇政府发挥其服务能力和水平。

说到底，是政府愿不愿意花钱的问题，因为一个村民要进城享受市民的同等待遇，意味着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要扩展，福利覆盖范围要变大，而这需要政府的大笔投入。

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官方公布的中国城市化率51%的数字中超过10%是半拉子的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需解决农民就业问题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不是人为的强制过程。在西方，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会从农地上被“吸”出来，土地集中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但这个过程一定是被“吸”出来的，而不是被“赶”出来的。而中国，农民是被赶上楼的。对于一个农民而言，其能在城镇留居并享有城镇生活方式，三样东西最关键，一是住房，二是社会保障，三是就业，尤其是稳定的就业。即使有了稳定的住房，如果仍以务农收入为主，而不是务工或从事服务业，在一个喝水都要钱，蹲厕都要交排污费的城镇，其能否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值得生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为基础的，在无力改变其仍旧是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经济状况时，就生硬地“帮”农民“赶”上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灾难。

而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壁垒加强、工业用地成本大增、税收优惠减少、灰色成本增加、资金成本高昂导致中国的出口经济日益艰难，东莞苏州这些城市已经出现衰退的迹象。很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纷纷转进其他国家，虽然有极少数转进中西部，但以富士康极其优厚的待遇都无法在中西部找到合适的工人就可以看得出，转进中西部很难成功。外资撤离、外来务工人员减少流入，东莞、昆山、苏州这些地方城镇化正在倒退，工业用地出让开始变得困难，商贸城建成后招商无果。

城市房价调控

我国目前名义上的城镇化率为51%，其实有城镇户籍的常住居民不足35%，也就是说有2.6亿人在城镇工作，基本上属打工者，有房者的比例低于1%。这部分人如果真正地留在城市置业，假定一半需要房子，需要城市提供1.3亿套房子。如果我国要达到世界城镇化的平均发展水平（一般在70%以上），还需再增加1.3亿套房子。这两个“1.3亿套房子”才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因为社保、子女上学等问题相对住房比较容易解决。城镇化的最大难点是如果让这些新移民能够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