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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北上广:宁做沙丁鱼 不做咸鱼


来源:南方周末

山东姑娘唐果,和张一轩一样,也是一名“重返北上广”者。她生于1987年,黄冈师范学院毕业后,她不愿意听父母的安排,一张72块的站票从九江坐到了北京,差点闹得脱离母女关系。即使是在北京过“死扛的日子”,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用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

来了,又为什么要走?或者,走了,又为什么要回来?

张一轩1988年生,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毕业去向班里约是三三开:除了签约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极个别,1/3考研,1/3回老家,剩下的混在北京,挣三千多的月薪。张一轩属于最后那类,在CBD一家传媒公司上班,每个月一半的钱转给银行房贷,其他一切从简,每天麦当劳肯德基(这是他所能找到的CBD最低廉的快餐),直把自己吃恶心了。

他有点像《蜗居》里的小贝,高大帅气,有白色癖。原本他和一个北京姑娘谈恋爱,一心要奋斗,扎根北京。直到某天,经济规律无情地左右了他的个人命运——姑娘跟一个留学生好上了,人家送她LV的包和Gucci的手链。吹了。

吃恶心了麦当劳肯德基,显然不是张一轩“逃离北上广”的全部原因。——工作老是加班。最抓狂的一次,为了写一个明星剧组如何不畏发烧拉肚子坚守片场的宣传稿,他熬了一个白天加半个通宵,第二天他把第八稿交上去,挑剔的上级瞥了一眼说,还是用第二稿吧。

他决定听爸妈的话,回家当公务员。而在一千多公里的温暖故乡,父母把一切都准备妥帖了。

新工作性价比很高,月薪三千,他一个人占了会议室那么大的办公室,工作内容基本是偶尔发发传真和每天陪领导吃饭。多数时间坐着玩电脑,下班跟爹妈吃饭、看电视、睡觉。日子懒洋洋的。很快,怀着专栏作家梦的张一轩发现了一个糟糕的信号,他写不出东西了。

一天上班,领导说,走,查烟。张一轩很好奇,学着领导,把“烟草稽查”的袖章一个个往身上戴,一脸严肃地列队出门。所谓查烟,就是查云烟、湘烟,发现一条罚一千。当地的烟商看样子也不缺钱,人民币一摞一摞地拿出来,毕恭毕敬。一天下来,少说几万到手,报纸一包就扔公车上。

这笔罚款在财政体系运作之外。不用入账,拿了钱,哪里贵就往哪里去“烧钱”。查禁的烟呢,领导对张一轩说,拿回去给你爸抽。那一天,张一轩“觉得自己特像个狗腿子”。

 

第二次查烟以后,张一轩说什么也不去上班了。

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先天之忧了。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张一轩的师兄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呆了七八年后,回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咸鱼一般的生活在成都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一个问题总横在脑子里,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坚持了近两年后,唐果决定放弃北京。每个月到手一千四,中午有盒饭,晚饭是几串麻辣烫加方便面,三块钱搞定。发工资那几天,才去吃一顿呷哺呷哺。这样的开销,勉强维持基本的温饱。买大件就算了,像笔记本电脑花了3799块,还是她妈瞒着家里人给她汇的。家里倒是不差钱,唐果她爸种西瓜,搞沙场,每年能挣个五六万。

电话那头,消了气的爹娘开始天天召唤:回来吧,考个老师,起码是个铁饭碗。

留守北京的意志却是一路瓦解。一年多以后,最终击垮唐果的现实如下:

一、遭遇黑中介。某天晚上十一点过下班回家,横竖开不了门,发现钥匙孔被口香糖堵了。原来中介把别人快到期的房子转租给了她,另收取中介费600元。第二天唐果报警,警察懒洋洋说这事我们没法解决。这起租赁纠纷以唐果愤怒地撕掉合同,扔了中介一脸告终,净亏损600元。

二、万恶的地铁。为了方便到图书公司,她搬去了北五环的上地。这意味着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八点,她需要在13号线炼狱——这是“蚁族”的生命线,繁忙时段的密度不亚于2008年冰灾时的广州火车站。那些素颜的、打着哈欠的、没来得及系领带、不敢穿高跟鞋的年轻人奔跑着涌来,成为候车队伍黑黝黝一大片中的一小点,地铁管理者为了控制流量,设置了重重铁栅栏,于是急促的人流像S型的蛇尾巴越甩越长。即便成功上了地铁,也是“挤得五脏六腑都出来了”,时不时有人卡着地铁门,还得靠门外使劲一推,咳,地铁门这才关上,安心开走了。

三、最致命的一击:图书公司来了一个城里姑娘,机灵又会来事,村里来的唐果是根直肠子,迅速被比下去,辞职了。

2011年5月,唐果决定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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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逯延津]

标签:北上广 漂流 小城市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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