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士称郭树清一年来保持勤政 晚上批阅文件

在这位官员看来，轮岗只是一个手段，但以轮岗为契机，却可以主动放弃过去抓在手上的审批权、管制权，促进监管者找对自己服务市场的定位，这样才有利于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

发行承销的保荐制相对于过去的通道制是一种进步，但由于保代一度稀缺，IPO重启，券商不得不高价聘请保代。2006年之后的5年间，保代“转会”蔚然成风，这个群体已经成为过去上市通道的延伸。更有甚者，一些拟上市公司为了早日上市，或者因为自身质量存在瑕疵，甚至需要用出让部分股权给个别职业操守不那么高的保代，以换取签字权。谢风华案、李黎明案，背后的逻辑皆是如此。

管制的代价必然是市场效率的损失，也限制了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郭树清上任以来，证监会对券商、基金和期货三类机构的监管发生了很大转变，去行政化和减少管制的速度明显提升。

从年初开始，三类机构尤其是证券公司就开始刮“头脑风暴”。监管官员、交易所高管一波波地到各地调研，要求证券公司高管提意见，想办法。很快，这些意见在5月份召开的券商创新大会上想成了“十一项措施”，并很快开始逐项落实。

保代的管理方面，在证券业协会推动之下，证监会把同一个保荐代表可以同时负责项目数增加一倍。此举将大幅度提升保代供给，促进市场资源向那些服务能力强、专业素质高的保代和保荐机构集中，从而提高市场效率。插图/刘飞

发行博弈

相比于抓“队伍工作”的立竿见影，一年来市场对于证监会的一系列政策似乎并不“买账”，当然，这更多源自经济的减速和实体经济的困境。郭树清说得多、做得多，也引来颇多争议。围绕发行改革的讨论和博弈尤其如此。

新股上市首日的“抑价”现象(首日收盘价大幅高于发行价)，在国外理论界早有研究，说明“炒新”问题并非A股市场独有。但曾长期以固定市盈率发行，后来又对新股定价进行窗口指导，这种明显的行政干预，人为留下了“炒新”空间。

2009年证监会放弃发行定价的窗口指导是大势所趋，但其结果却出乎监管者的意料——爆炒情形提前到了一级市场，新股价格在发行阶段就高高在上，一大批创业板、中小板个股巨额超募，而这并非资本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表现。

无论是新股发行“三高”还是二级市场的“炒新”问题，核心都在于“非市场化”。这当然是与过度管制相关，但管制又来自于市场主体的不成熟，二者互为因果，纠缠成一个死结。

很少有普通投资者买新股时会仔细研究基本面，即使是机构投资者也是如此，他们在参与询价过程时会“送人情”，也会跟风和抱团。长期的行政审批和管制，最终的结果是监管者为上市公司的质量和诚信提供“背书”。

郭树清希望解开这个死结，一方面淡化IPO审核中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强化对信息披露的监管。他要求上市公司讲真话，同时也希望投资者用好这些披露出来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作出审慎的投资判断，买者自负。至于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是监管者的职责所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多年积累的矛盾，需要时间。围绕上述思路，证监会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优化发行定价制度、抑制炒新、发展机构投资者和引入长期资金等。

但市场是急功近利的。在股指不断下跌中，普通投资者更希望看到的是“停发新股”这样的政策“止痛剂”。 在维稳压力之下，证监会尽管多次通过媒体做疏导工作，最后也不得不做退让：IPO招股书的预披露经历了相当长的一个空窗期。

郭树清的改革能走多远，事实上每个投资者都在发挥着作用。

金融压抑破局

除了少数专业媒体，大多数的社会舆论和投资者看待证监会的工作，仅仅是着眼于股市本身能不能赚钱——简单、直白，虽然有些功利，但绝对无可厚非。A股的确在“圈钱”上的数据蔚为可观，但投资者的回报却一直乏善可陈。

股市回报差，短期当然可以归罪于宏观经济和政策调控，但长期看，则根本上是一个市场效率的问题。

除了股票发行，资本市场的金融压抑还体现在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公募发行需要审批，券商发集合理财需要审批，用于开展阳光私募的信托证券账户则干脆长期“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