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组像还原历史记忆

瓷像因真实而“复活”

《天安门前的记忆》这组作品倾注了周相春三年多的心血，取材跨越半个多世纪，所有的人物形象皆源自老照片，经过细节的推敲以及一定程度的艺术夸张，最终以陶瓷的形式定格。

看那些憨厚朴拙有着泥土质感的瓷人，观者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好像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尽现眼前，而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这感动源于作品泥土般的材质本身所带给观者的亲切感与厚重感。周相春的大多数作品都有着土的原色、泥的质感，《天安门前的记忆》这组作品最为典型。陶胚入窑经过高温烧制已然成瓷，却呈现出泥土般柔软而粗糙的视觉效果，作品的表面甚至能看到有如大地龟裂的痕迹。这是周相春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有人说他的瓷器像没烧过一样，然而在他看来，这种材质效果恰恰契合了自己所要表现的人物主题。

周相春早年学习油画，却有着深厚的泥土情结，他认为，中华文明离不开黄土地的宏观概念。上古时期便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而智慧的先民则以土制陶，从野蛮走向文明。几千年来一代代黄种人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劳作、繁衍生息。“一块泥土经过揉搓拿捏出了造型，又经过烈焰一番历练出作品来。它天生地带有炎黄子孙特有的泥土味，粗糙中有一丝灵动，质朴而敦实。”也正因此，面对那些由泥巴塑成的人像，我们能感受到艺术家对于黄土地朴实真挚的热爱。

作品的动人之处还在于人物表情的细致刻画。从一张张老照片黑白交织的光影，到站立在观者眼前一排排立体灵动的陶瓷人像，周相春一方面根据人物原型进行细节的推敲提炼，另一方面对这些细微之处进行艺术化的夸张处理。他的作品善于捕捉人物瞬间的神态表情，借此反映一个时代群体的精神面貌。

有一件雕像刻画的是四个年轻女孩，其中有三个脑后梳着清一色的马尾辫，左手插在上衣兜里，另一只手握着“红宝书”端在胸前，右腿向前一迈，腰板和脖子挺得笔直，显得神气十足。周相春说，每每看到这组作品，总能忆起自己的四姐。照相时的四姐也是这般神气十足。小时候，周相春第一次跟着四姐进入一家照相馆，里面黑黑的，很是神秘。巨大的黑白投影画几乎占据了整个墙面，画面的内容是韶山毛主席故居。四姐当时穿了一身军装，腰上还扎一根皮带，头上戴了一顶草绿色的军帽，在镜头前昂着头，挺着胸，一手拿着语录本，端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攥着拳头背在身后。多年过去，再看当年的照片，周相春还会埋怨四姐，“你一个人照相为什么让我站在旁边……”

还有一组作品塑造的是一群劳模的形象，六个人在天安门前一字笔挺地站立排开，中间有一位嘴巴张得格外大，似乎还未做好准备就被摄影师按下快门，由内而外透着一股憨厚朴实的骄傲与幸福。画面定格的仿佛已不是历史的瞬间，而是这样一群人的生活常态。再看最近的一组雕塑，照相的四个人穿着个性随意，站得也不那么笔直了，两侧的人手臂张开，想要表现出振奋欢快的样子，却又似乎各怀心思，不知如何“齐心协力”，只得统一对着镜头做出“茄子”的口形，然而留下的笑容却显得有些僵硬与漫不经心，仿佛随着快门弹起，这样的情景也就消失不见。周相春通过这些细微的神态、动作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它们无不撞击着观者心底的柔软之处。

看周相春的作品，感觉他所塑造的人物是活的，那些被刻意放大的嘴巴仿佛能够歌唱，歌唱流淌在历史河流、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真实故事。从作品材质的选取到情感的表达，他所追求的唯独“真实”二字。这个“真实”，不是超写实主义追求的表面真实，而是一种“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简而言之，就是在技法上删繁就简，舍弃光滑圆润的白瓷和繁复绚丽的釉彩，表现最平常、最真实的百姓生活；在题材上，截取真实的历史片段，用某一主题将其串联，天安门前的四口之家、插队知青、劳动模范就仿若我们自己；对于人物的表情与神态，注重抓取细节，进行适度的夸张放大，一道舒展的浓眉、一个露齿的憨甜笑容就能映照彼时人们真实的心理状态。尊重历史原貌，真实反映时代，这是周相春上下求索继而一路追寻的艺术境界。用陶艺将历史片段定格，这亦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种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