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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自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


来源:新京报新媒体

戴自更:前两天,与台湾的媒体同行交流,他们竖起大拇指,说“新京报是很有影响力的报纸”,我感到很高兴。戴自更:最难的还是新京报的出生,这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关乎新京报生死的问题就会冒出来。

原标题:戴自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本期人物:戴自更

戴自更

戴自更,新京报社社长。2003年,创办新京报并担任社长,以“新型时政类都市报”的办报理念推动传统都市报的转型。

新京报就是戴自更的理想,也是他的事业,尽管这12年里他形容为历经诸多“关乎生与死”的时刻,但最后还算走得顺当,从未动摇他办一份真正报纸的决心。

在办报这件事上,他一如既往地“拧巴”,极少妥协:“说真话,讲真相,回归常识。”这种特性,也让新京报开传媒时代之先河,收获了不少赞誉。

但回顾过去,每每谈到激动时刻,他又会流露出一丝和年龄并不相称的羞涩。

10月26日夜,微凉,新京报5楼的办公室里,老戴说起最近让媒体人焦虑的“转型”,除了对内容的自信,他的语气还有些悲壮。传统媒体时代的消逝如此之快,让人错愕,而新的介质又未完全被驾驭,总需要新的人来做新的事。

在这样一个混沌时期,他提到了一个词——“人梯”。“我愿意担当人梯的角色,让我年轻的同事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办一份真正的报纸”

新京报:在办报的12年里,你的初心是什么?

戴自更:初心很简单,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

新京报:这和你所接受的教育有关吗?你曾受到怎样氛围的感染?

戴自更:投身这个行业,确实是受到法拉奇等一代新闻人的影响,她的经历让我觉得,记者的职业很崇高,可以改变很多。还有埃德加·斯诺、范长江、获普利策奖的战地记者、调查记者等等,他们去一个地方,告知人们那里发生了什么,真相是什么,这些事件对社会、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办报纸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真相,同时提供进步的、美好的价值判断,就是说真话、讲真相。

新京报:这初心从办新京报到今天,有变过吗?

戴自更:没变过。我始终认为,媒体存在的价值,就是揭示和还原事件真相,提供有价值的、有趣的新闻信息,不要有任何虚伪和矫饰的东西。媒体是一个正常社会生态链上应有的一环,它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监督权。这一定位要求媒体是理性的、基于常识判断的。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新京报起到这个作用了吗?

戴自更:我觉得多少起到了这个作用,在满足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还是有所成绩的,否则也不会有目前的影响力。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评价——新京报还是中国最好的报纸之一。

“媒体是时代的照明灯”

新京报:2003年,你40岁,打算创办一份新报纸时,最希望能做到什么?

戴自更:最初的想法是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后来又想要办一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前几天与一位长者交谈,他说媒体应该是一盏灯,这种说法给我启发。媒体确实应该是一盏灯,照亮别人灵魂的灯,给别人以方向的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照明工具,从棉籽油灯、煤油灯,到电灯、LED灯。作为媒体人,我们就是点灯的人。

我们这代人,骨子里还是理想主义者。当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有多少能耐就做多少事情。尽管现实有时让人很悲观,你看不到自己的努力到底有啥成效,我曾经拿西西弗斯的故事做自嘲。但觉得自己是在做符合良知又力所能及的事,这就够了。

新京报:你在之前的媒体工作时,无法实现这种目的?

戴自更:感觉在之前的媒体,很多应该信奉的新闻专业标准并不被重视。看到的明明是这样,报道出来可能是那样;明明是常识,结果变成了绕口令;该报的不能报,不想报的要报,这个太让人难堪。当然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但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就会觉得很纠结,没有尊严。我觉得有时也不是政治上的要求,只是谨慎过头和惰性使然。

新京报:那时传媒界的局面和氛围是怎样的?能感受到的最让你觉得激动的时刻是什么?

戴自更:当时媒体环境比较宽松,都市报的发展如火如荼。我在广州时,订阅了南方都市报,感觉比较犀利又贴近现实,新闻操作跟我理想中的比较接近,报道的内容、角度、立场,使用的版面语言,包括一些大型策划,都让人觉得惊喜并恰到好处。我好像找了很久,蓦然回首,觉得这才是一张报纸,因此对南方这批新闻人有着职业上的尊敬和信任。

新京报:你当时是体制内的新闻从业者,在创办一份全新的市场化媒体时,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改革者?还是其他?

戴自更:从当时所在的单位来讲,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改革者,也确实想办一份不同于光明日报这样的报纸;作为新京报这份新型时政类都市报的创办人,我算一个开拓者。

我和我的同事遵从这个理念,改变了传统报纸的形态,后来一些都市报甚至全国性党报,从版面架构、版式风格、到新闻操作手法、报道角度,都有新京报的影子,可以说新京报对中国报业的进步是做出了贡献的。

新京报:你本人的个性,譬如别人经常提到“拧巴”、理想主义,这些在你办报的经历中起到什么作用?

戴自更:我一直很喜欢鲁迅和王小波的作品。他们身上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情怀,他们敏锐、深刻,对人性的透视,以及不妥协的态度,都是我喜欢的。他们两人都有些“拧巴”,区别是鲁迅更严肃,王小波更诙谐。他们都以批判现实为己任,但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

新京报:讲一个创办过程中最让你感慨的故事吧。

戴自更:新京报创办的时候,不仅资金短缺,举步维艰,出刊过程也一波三折。很多人认为,在北京办报是“找死”。他们根本不了解都市报,不知道当时北京的报纸比南方的要落后一个级差。印象较深的是,为了跟光明的领导解释我们要办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我从广州背了一个月的南方都市报到北京,厚厚的一摞,我讲了大概,又把报纸分送给他们,最后我也没搞清楚,他们是不是明白了。

新京报:当时会考虑到成败吗?

戴自更:我觉得新京报的成功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给自己定了三年规划,办一份主流大报,其实影响力和领先优势在创办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不断发声,是要建设它,不是毁掉它”

新京报:回顾新京报走过的12年,你觉得有哪些重大节点或是艰难时刻吗?

戴自更:新京报差一点就办不了,最后是中央主管领导拍板定的。这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关乎报纸生死的问题就会冒出来,比如2005年底2006年初、2011年秋、2013年初,都有过类似经历。这些遭际,对别的媒体和媒体人,可能经历一次就很不容易,在我们则是接二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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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晓攀]

标签:京报 中国报业 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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