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真的淡泊别弄艺术

张莹琦：《谈话的泥沼》是近年来您接受访谈的结集。您曾说，只接受书面采访。这可否看作是您对写作的一种认真态度——访谈，也含糊不得？

陈丹青：当面访谈，当场讲演，事后的记录常使我濒临发疯：七八成记者的语文太滥了——多半是中文系、新闻系硕士啊——我读着，觉得自己是个满口胡言的白痴。清洗记录稿，简直是苦役。而且不少记录稿根本没跟我打招呼就发表了，满篇废话。所以不如不见面，书面来一堆问题，敲打成篇，发去了事。

张莹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你有没有特别想谈或者不想谈的话题？为什么？

陈丹青：不让谈、不敢谈、以至不想谈的话题，多的是，“你 懂 的”。特别想谈的事，多半亦属不让、不敢、以至不想的一类——倒不是指所谓政治，而是真相与真话——剩下一点点，蛮想谈的：是本行的所谓艺术，但也不敢。我早发愿要写《次要的作品》，可是暗自思忖：学问太少啊。

张莹琦：您之前的书里面，有许多痛陈时弊的篇章，在新书里，这类针砭时弊的文章似乎减少了，有读者因此说，您的批判精神相比之前有所弱化，您怎么看？

陈丹青：没错，弱化了，本人会继续弱化；有那么几篇，删除了，我愿意删除。读者想让我早点闭嘴吗？

张莹琦：微博上有读者说，除了游记，新书多是旧文，新意不多，说您“读书少但想说的话太多”，把文章归到两本书，是否有拼凑的嫌疑？

陈丹青：没错，是拼凑。我的每本集子都是拼凑。将近十年不逛书店了：瞧见我历年的拼凑搁那儿，还走进去，难为情啊。

谈旅行：飞越大洋，换取昔年故国的片刻幻觉

张莹琦：《无知的游历》一书中，你选定在土耳其、俄罗斯、德国、匈牙利这4个国家旅行，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旅途中，你会否不自觉地将所见所闻与国内作比较，并且思考？

陈丹青：没想法，是地理杂志给出的选择，我同意了。理由，序言中交代了。当然，出去后东张西望，不免想起“国内”。我告诉您，十年来，每次出国的潜意识都是为找回一星半点早先的中国记忆。您不能想象，中国有太多消失的景观、角落、氛围，只能在外国撞见——威尼斯小巷孩子们放学了，四散叫喊，奔回各自的家。我瞧着心痛，想起幼年时的上海。在欧亚随便哪个国家，老街区老宅子一片连一片，干干净净，小酒馆坐着天天光顾的老人，清晨的叫卖，向晚的市声，陌生人眼角笑过来，像是老朋友……

如今北上广算什么城市啊，以为那就是现代化；去农村，像样的村子、庄稼，在哪儿啊。说来荒谬：三十多年前我们渴望出国，望见摩天大楼心里就乱套；二十年前我们渴望回国，回来了，瞧个活鸡我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可是从十年前开始，我得飞越大洋，借借欧洲日本千百年积垢般的人文景观、人文气息，换取昔年故国的片刻幻觉了。

张莹琦：您这四国的旅程，是否都循着历史文化古迹的路线行走？如果不是为了写文章，平时旅行也是如此吗？文章中对日常凡俗的人、景、事物着墨很少，为什么？

陈丹青：旅游时代，各国的历史景点印成千万份指南，早已是卖点，生怕你不知道，找不见。您瞧瞧巴黎圣母院、罗马斗兽场，伦敦皇家卫队换岗，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简直是肉块上爬满蚂蚁啊。

但我的所见所写和“平时旅游”一样，随时走神，随时瞥见景点之外的生趣。莫斯科红场，太有名了，我只写斯大林、列宁扮演者游走街头，招人合影；歌德与席勒在魏玛的并肩雕像，太有名了，我只写一对胖女孩并肩坐在雕像下。这不是“日常凡俗的人、景、事”么？

看来您在我文中刻意搜索有关“历史文化”的文字，这是那几篇游记的平庸处。我不爱读游记，即因十之有九大谈历史，大谈文化，弄得好比上大课——但我也不喜欢游记中大谈“日常凡俗”的鸡零狗碎。以后我该写得性 感一点，更没意思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