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曾敏之3日去世 曾独家采访周恩来

二

拍案而起，为巴金遭遇非议奋笔直书

这些年来，在曾先生身上，我不断感受到他的热情、豪爽，其至真、至诚的情怀，令人感动。

我与曾先生开始有较多来往，是在1995年之后。这一年，我们夫妇访问香港，这是我的第一次香港行。他和一批文友听说了，热情相邀，在尖沙咀的一个饭店设宴款待。一走进包间，他马上拿出两瓶人头马放在餐桌上：“来，我们好好喝喝。”

早就听说他喝酒爽快，那天，真的见识了。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却没有闲下来，不停地向各位敬酒。席间，他关切地问候我们共同熟悉的一些老人的近况。我们谈巴金，谈萧乾，谈不同话题……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香港。每次聚会，依旧是他带酒，大家共享。喝到兴头，他会即席朗诵自己新写的旧体诗。哪里像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1997年，曾先生来京我们得以再聚。此时，我正在撰写黄苗子、郁风夫妇传记，席间我请他回到香港后，能否帮忙查找1949年郁风在香港《文汇报》发表的关于开国大典的通讯。回到香港，不久他来信如下：

李辉先生：

北京会晤，未能多聆教益，十分遗憾。

承嘱代找香港文汇报开国大典时郁风大姐所写的通讯，我回港后就托文汇报的朋友办理这件事。由于是数十年前的旧报，如非入了电脑，翻检不易，迄未有下文，仍在追问中。先此奉闻，有劳惦记。

彦火兄说贤伉俪十二月有来港之行，届时希通知，我们欢迎您俩与文友们畅叙。 祝

文安

应红同志均此致候

曾敏之

九七、十一、卅日

虽然未能查阅到旧报，但他对待一个晚辈的请求如此认真，令人感动。

未想到，不到一年，1998年9月间，一次因我而起的关于巴金的激烈争论，将曾先生、罗孚先生两位老人卷入其中牵扯。

曾先生早在抗战期间便认识巴金。1942年，二十五岁的曾先生曾在桂林，帮助王鲁彦先生编辑《文艺杂志》。巴金是王鲁彦挚友，也是《文艺杂志》的积极撰稿者，先后为《文艺杂志》创作《还魂草》、《长夜》、《某夫妇》、《灯》等小说、散文。在此期间，曾先生与巴金有了交往，从此，巴金一直是他所敬重、爱戴并有深厚感情的前辈。后来，他曾写过多篇记叙巴金印象文章，尤其对晚年巴金所写《随想录》予以很高评价，作为历史过来人，他深知承受过精神之苦的巴金，晚年的所思、所忧，是当今中国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文化财富。

时在1997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五卷本《李辉文集》。一位我非常熟悉的内地杂文作者朱健国先生，突然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文章，从读拙著而展开议论。

清代乾隆年间，曾编纂《贰臣传》，选录一批曾在明朝做官，后又在清朝做官的官吏，因此，所谓“贰臣”，通常是指既在前朝做官又在后朝做官的人。朱健国在文章中，借这一特定的概念，激烈抨击巴金等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将一九四九年前后他们的思想变化和生存状态，简单化地、粗暴地归之为“贰臣”，实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阵势。

作为历史过来人，曾先生无法接受以这种方式抨击他所爱戴的巴金。于是，这位性情中人，拍案而起，奋笔直书，予以反驳。文章发表之前，他寄来校样并附下面一信：

李辉兄：

别来又易春秋，想忙中一切都好！

今寄奉由耀明兄将发于《明报》月刊的两篇文章，十月一日出版。于頻是我以笔名批斥朱建国的，他作了回应，看来我得再写文章，对朱打着“清高”幌子，实则贩卖“左毒”的言行痛加驳斥，想来您不会同意他标榜的“新贰臣”标准吧？

寄上的文章，我以《谈贰臣传》为题，是排版时的清样，发表时耀明改为《巴金岂是失节的贰臣？》，因复印字迹不清，（传真）所以附上我原题的清样以资对照。

……

也许我会到了内地打电话与您交谈。

祝

文安

应红均此问好

曾敏之

98.9.24

其间，我们通过电话，聊了很久。

在香港发生的这一激烈争论，渐渐平息。

十几年已然过去。现实情况是，巴金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在《随想录》中提出的诸多命题，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或者因简单、粗暴的贬低，被人们遗忘，更没有过时。相反，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历史深处，追寻真相，直面历史，此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晚年巴金曾以衰老之躯而身体力行，在他们发出的声音里，可以听到巴金呼吁之声的回响。

三

交友甚广，捐赠数百封文人书信

一次意外见到曾先生，是在2009年夏天。

我应《南方都市报》之邀，前往广州文化讲坛做一演讲。演讲结束，才发现九十二岁的曾先生也坐在台下。他告诉我，这些年，他长住广州，看到报纸上的预告，就专门来了。见到高龄的他，居然坐了两个多小时动也不动，我很感动。闲聊几句后，如在香港时一样，他执意要请我吃饭，还说，再约几位广州文友。他约好时间，留给我酒店地址。

第二天，我如期前往酒店，找到说好的包间，可是空无一人。他没有手机，打到他家，保姆又不会说普通话，无法沟通。我等了好久好久，无奈中只好悻悻而去。几个小时后，我的手机响了。原来他们去的人多，临时换了一个包间。他们没有想到，服务员未能明白告知我。他忘记带我的手机，大家只能等，等了很久才开席。电话中，曾先生说，他担心我人生地不熟，出了什么故障。对我的爽约缺席，曾先生没有一丁点儿的抱怨，这更让我懊恼，愧疚。

这便是曾先生，总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真诚待人，宽以待人。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巴金的遗风。

2013年，我与曾先生通信最多，主要与他向巴金故居捐献信件相关。

年初，我写信给曾先生，并附寄一份新出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副刊上，新开设一个专栏“名家书简”。我知道，他的文坛交往既广且深，一定会有一些有内容、有趣的往来书简。我请他抽时间挑选几封寄来，以为该专栏增光添彩。很快，他就回信，并寄来王辛笛、饶宗颐、白先勇等人写给他的信，让我挑选。

未承想，就是这样一次约稿，渐渐延伸为他决定向巴金故居捐献一批书信的大事。

曾先生非常爽快地答应将巴金来信，以及已经整理出来的其他数百封文人来信，一并捐献给巴金故居，这一过程还不到一个月。他对巴金的深厚情感，由此可见。

2013年4月，我有了一次广州之行。在广州，与我同去看望他的，还有巴金故居的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先生。

九十六岁的曾先生，神清气爽，声如洪钟，一点儿也看不出已是年近百岁的老人。曾先生做事极为麻利认真，井井有条。他带我们走进书房，拿出一个个卷宗，所有来信均按人分门别类清清楚楚，并且，尽可能每个人写有简介，信件也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没有助手，保姆也只负责照顾起居，这些琐碎费力的整理工作，都是他一人处理。拿到卷宗，我们只能感慨万分，为之叹服。当然，我也能感觉到，对将这些书信捐给巴金故居，曾先生的确非常开心。

他执意留下我们在家里吃饭。他摆上菜，拿出一瓶白酒，斟满两杯酒，我们两人对饮。滴酒不沾的周立民，在一旁羡慕地看着我俩高谈阔论，举杯，干杯。九十六岁的他，酒量还是那么大，干杯还是那么爽，一个劲儿地想不断斟酒。我担心老人过于兴奋，几杯之后，坚决制止，强行将酒瓶从他手中夺走，他这才罢休。

简简单单的一次午餐，有如此难得的对饮，远胜过其他。那种兴奋，那种在他面前无拘无束的聊天，走笔至此，感受依然强烈。

事情没有结束。按照惯例，如今一般接受捐献的部门，应对捐献者略作经济奖励。我告诉曾先生，但他执意不肯，一再强调分文不取。既然如此，我想还是应该以别的方式予以弥补。曾先生善写旧体诗，书法也佳，正好见到新出吴小如自书诗线装本，颇有收藏价值，我便寄去一册，希望他能从自己所写诗词中，挑选若干自书，也为他出版一本线装本供人欣赏。这一次，他还是谢绝了。

最终，除了印制一本《曾敏之捐赠书信汇编》手稿本之外，我们什么事情也没有为曾先生做。

在这样一位至真至诚、淡泊名利的老人面前，还能说什么呢？

如今，先生永远走了。走笔至此，几天前他的洪亮声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