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大城市要疏散人口首先得疏散项目

大城市要疏散人口首先得把项目疏散出去

凤凰网资讯：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很多农民都往大城市，类似北上广这种城市走，中小城市对他们没有吸引力？

陈锡文：你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就应该抓紧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比如说这几天开会，北京就专门讲它要疏散一些功能。不是说每一个地方越做越大、GDP 越做越高就越好，像北京、上海已经明显感觉再来人我受不了了，谁也供不起，什么东西都解决不了，这个时候你还一定要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是和你有比较好的医疗和教育资源有关系，但是真正是为了这个资源跑到北京来的毕竟还是少数，更重要的是你有大量就业机会。

于是你就要考虑到不能把什么项目都揽在怀里，如果把有些项目疏散出去那就业就跟着出去，一些大的项目在中小城市落地，人就到那里就业去了，就业人多了，医疗和教育相对也能发展起来。

现在大城市的领导层基本都意识到了，我揽太多的事，最后消化不了，而且带来的矛盾也很难解决，所以他开始慢慢地往外疏散。我觉得我们到了这个阶段， 有这种意识，再主动制定这方面的政策，让我们项目的落地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落地更多地往中小城市、往内地去倾斜，人可能就来了。

凤凰网资讯：这样的话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都要改变？

陈锡文：需要调整。已经在做了，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宣布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有两个大的体系，一是它自己有一个办公室，了解各方面情况，不断向领导报告做出调节；还有是成立了六个专项改革小组，党的建设领导小组其中相当大的一块就是对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现在大家已经比较清楚，GDP在对干部的考核指标中权重已经降得比较低了，可能要更多地把民生问题、环境问题、可持续问题列到这些考核指标中去。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09年最大，达到1:3.33

凤凰网资讯：您提到过适当加大对农民或农村的补助，但这增速赶不上对城市的补贴的增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否使城乡二元结构更严重了？

陈锡文：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难题，但不解决肯定不行。首先我们可能要设定一个目标，中国在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7年或是15年之后，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比例关系。日本老早就定了，城乡居民的家庭收入应该大体相当，这在全世界是比较领先的，当然有大量对农业补贴。在韩国做到了70%到75%。

中国现在是差距太远，1比3的关系。坦率地说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1比2.57，80年代前半期这个差距是缩小的，最低的时候缩小到1比1.86，但到80年代中后期，即城市改革开始之后，这个差距又逐步拉大，最大的时候是2009年，达到1比3.33。之后2010年、2011年、 2012年、2013年连着四年这个差距是缩小的，去年是1比3.03。

从这个角度去看，这四年以来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快于城镇居民，这当然和现在的农产品改革、农业补贴政策有关系。总得来看，缩小的速度还是相当慢，当然这里也有统计问题，大量农民工出来这些也搞的不是太清楚，但我想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

凤凰网资讯：有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具体措施？

陈锡文：具体政策措施现在已经在做了，比如减免农业税收，对农业增加补贴，十年来我们最初从146亿元的补贴补助到今天的1700多亿元，这也等于给农民增加收入，还有农民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等政府都给了大量的钱。以后还要想一些更新的办法，比如经营价格制度，价格制度就是农产品价格你从市场上看可能不是太高，但是我设定的那个目标可以更高一些，农民没有得到这块我通过政府补贴给你，这样对市场影响不大。

还有就是农民的转移。如果转移走了，那么土地通过整治集中连片，当地农民收入就能上去。

再有就是通过小城镇的发展，把更多的制造业放到小城镇，让农民有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他也不用来回跑，就地就近的转移，通过这些综合性的办法来让农民的收入增加的更快一些。

中国不会出现集中连片的贫民窟

凤凰网资讯：农民工外出打工，不会再回去做农民，在城市又买不起房。那他们所在的城市里会不会形成一种像巴西、印度的贫民窟？

陈锡文：中国国情非常特殊，即城镇居民的自有住房率非常高，而且土地公有制又是按严格的规划。实际上形成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土地的严格管理使得在城里真正出现集中连片的贫民窟这个问题基本上不存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经常是比较脏乱差，但跟巴西、阿根廷的贫民窟很不一样，这些地方就是占了公有的地，随便建了就说贫民窟。我们不可能有随便去占地的现象，同时城里边很多家庭，实际上有两套以上的住房，所以租房应该说是会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但现在的问题就是租价不断上涨，有很多人承受不起。这需要政府做出很大的努力，政府能不能多建一些经济适用房，多盖一些廉租房，逐渐把他们给纳进来。

一号文件序号跟其重要性是没有关系的

凤凰网资讯：今天1号文件下发后，你给它很高的评价，说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11次把1号文件锁定在指导农村的建设上，为什么农业问题每年都是一号文件呢？

陈锡文：实际上文件的序号跟文件的重要性是没有关系的，它取决于这个文件是什么时候形成，什么时候发出。在1982年到1986年之间，每年中央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都是在年底开，开完审查完报上去正好过新年了，这个文件发出去排的序号就排在前头。但1987年以后，很多农村工作会议大部分是在新年以后开，新年以后开就排不上1号，因为别的文件已经发出去了，前些年有很多二号、三号、四号文件是讲农村的。

为什么到了2004年开始又把它恢复成一号呢？一是开会时间调整，还是放在年底开，因为年底开正好各地都是农闲的时候，也有时间学习贯彻。二是农村是非常朴实的，城里人跟他说什么一号文件，几号文件他根本不在乎，农民比较朴实，改革初期五个一号文件让他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党中央对我们真重视，对农业真重视，你看连着五年一号文件都是讲农业的，有这个效应，一种心理性的因素。

当然放在年初还有很多好处，就是便于各部门、各地根据这个文件去安排工作，所以我觉得文件的重要性和序号本身是没关系的。

凤凰网资讯：1986年成立了农村发展所，当时你是副所长，那个时候的农村问题和现在的比起来，哪个问题更难解决？

陈锡文：改革初期应该说面临的问题是温饱，最主要要解决吃饭，当然具体还有很多问题；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就是破除二元结构。从这个角度去讲，现在面临的问题比当初要更加复杂，难度可能也会更大一些。

凤凰网资讯：那个时候所长是王岐山，当时两个人的工作配合怎么样？

陈锡文：非常好，岐山同志当所长，他主要是负责跟决策层的沟通，去领取任务向我们部署，去给所里的研究人员提供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以及加强和个体、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他等于说在相当程度上给这个所的研究工作提供条件、提出要求，这个要求是顶层的，提供条件包括跟地方的联系，包括跟部委的联系，包括改善这个所的各种方案的条件，他主要承担这些。

凤凰网资讯：后来王岐山去了财经领域，你还一直在农村领域，这之后你们的交往、交流多吗？

陈锡文：作为过去的老领导，交往我们还是经常的。当然他现在工作很忙，不像以前，但是有机会，比如过年过节，有时候开会碰到总还是要聊一聊，聊现在农业农村到底还有哪些问题，应当怎么去解决，他对农村也有相当的了解。也问过去的老同事、老朋友们现在都怎么样。

（凤凰网独家稿件，未经允许，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