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有问题就有艺术

资本

要借助、转换它来表达你要做的事情

新京报：四年前采访你时曾提到那几年（注：2003年-2008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是表面发展得迅猛、奇特，这都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得迅猛和奇特。是因为西方想通过当代艺术了解中国，了解艺术作品当中所包含的信息，并不是关注艺术本身。如今中国当代艺术仍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利好才吸引世界目光吗？

徐冰：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延续性。不过现在中国当代艺术被关注的理由变得更多、更复杂，包括当代艺术与经济、资本发生了更多的关系。

类似你去香港巴塞尔，可以看到有富人、房地产商都对当代艺术特别感兴趣，学术界、艺术批评界、博物馆馆长、策展人，还有文艺青年也对此很有兴趣。这完全是两类人，但都有兴趣。另外时尚界、设计界、流行文化领域的，也是大规模与当代艺术结合。当代艺术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似乎已经不是旧的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了。

之前我便强调人们看不懂当代艺术，感觉被隔住了。其实现在也没解决这个问题。但即使看不懂，社会群体、不同阶层都与它发生关系。这已经不是看得懂与否的问题。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也不仅仅是从中获取信息，而是有更多的内容、更多的需求关系了。

新京报：你提到在中国当代艺术圈，当代艺术与经济、资本发生了更多的关系，那你对资本的态度是怎样的？

徐冰：今天任何领域都得与资本发生关系，现在没有哪个领域可以与资本不发生关系而独立存在。

但关键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借助资本、转换资本的能量来表达你要做的事情，和资本形成一种合理的生长关系。艺术家能守住自己的底线。

新京报：凤凰项目中，资本方并没有兑现之前资助美院学生的承诺，而这原本是打动你做这一项目的理由之一。感觉跟资本合作总会有妥协，你现在适应和资本打交道了吗？

徐冰：哎，我的能力不在（资本）这个系统中。但我在艺术上有我的一个态度和认识。毕竟做艺术的时间长了，再加上有东西方的经验。艺术这个东西比较诚实。其他领域你就很难控制和把握。

新京报：你曾说，中国是现今最具实验性、是有可能找到新的文化方式的地方，在这儿工作的艺术家就应该是最具有实验性、最有可能提示出新方法的艺术家。你觉得到目前为止，这个群体增多了吗？

徐冰：不能这么具体地说。

新京报：那具体到你，现今的中国有没有给你提示新的方法？

徐冰：比如说凤凰吧。它现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展出，效果很好，成了今年纽约的大事。凤凰拿到纽约为何这么有冲击力和有效？因为它带着中国今天的气息。每一块材料都是劳动之手触碰过的，里面涵盖着各种各样的信息。

可以说，不在中国，今天就没有这件作品。它的力度在于里面带着人民性的问题。这种人民性的态度与西方当代艺术中的“反博物馆”是不同的。比如博伊斯的参与性、艺术的社会化与我们真的不一样。

凤凰带着很基本的底层的诉求，带着一般人的诉求和理想。你可以说凤凰是中国的、今天的、农民工的。但与欧洲宗教的内在部分也有联系。宗教都是在调动普通人现实中达不到的愿望和追求。为此，凤凰在教堂展出这两种东西发酵后有更多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