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派”辞官下海20年

转子2012年8月1日《法治周末》

原标题：“92派”辞官下海20年

没有哪一代的企业家拥有如此深刻而统一的群体记忆，并以一个特殊的年份为自己打上标签——“92派”。这群在1992年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而纷纷主动下海创业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如今在商海已浮沉整整20年，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执迷、有人勘破……

这一拨白手起家的官员群体，在1992年前后还相对弱小，但智商高、情商高、有胆识，他们成长的速度在其后20年被证明是最快的。

“92派”企业家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是先在体制内成长、再转向体制外的；他们既了解体制内的经济运行，又懂得体制外的种种酸甜苦辣；他们善于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把它们引入中国市场的空白领域，成为某个行业的开拓者或佼佼者。

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对于后来者而言，“92派”的故事里有着太多的经验可以学习。无论未来他们还将走多远，这一代的崛起者，已经用自己的激情与智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命运，并伴随着那个空前的时代，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群像

安于清贫，素来被视为传统美德。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过去的社会价值观受到了猛烈冲击，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由于其实现途径的大大增加而得到空前释放。

1992年前后，中国诞生了新一代企业家，在今天仍然赫赫有名的人物包括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鼎晖创投创始人王功权、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等等。

这些人的脱颖而出并非偶然，在他们身上集中展现了“92派”的崛起之路与精神特质，而他们最大的共同点非“热血”二字莫属。

“92派”原始的定义来自陈东升：“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在他看来，1992年前后由官员、学者身份下海的企业家都可归入这一群体。这里的“派”不是派别的意思，“而是以1992年作为分水岭”。

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陈东升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术派”，尽管弃文从商，但他至今仍以“经济学票友”自称，常挂在嘴边的词是“市场经济”。陈东升身上保有的那股学者范儿，将草根出身的第一代企业家与“92派”区分开来。

今年2月，已经两鬓斑白的陈东升以“中国保险第一人”之姿站上了哈佛讲堂，泰康也成为第一个进入哈佛案例库的中国保险品牌。

陈东升时常提到老友冯仑的那句“伟大的企业是熬出来的”。然而如果不提，很难有人相信冯仑与陈东升年纪几乎不相上下。

除了外表的差异，冯仑言谈举止流露出的风趣与亲民，也容易让人混淆他的年龄。和冯仑类似的还有另一位地产界大佬——同为“万通六君子”之一的潘石屹。

如果要将“92派”的众多企业家归类，那么冯仑和潘石屹绝对可以算作呼风唤雨级的“商业偶像”，不仅因为房地产行业备受瞩目，更因为两位大佬不安于室，热衷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针砭，总能引来围观与争论。

对此，冯仑也自我调侃为“没事找事，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事不当事”，尽管他声称“希望能建立一个让企业家只管创新与纳税，别的什么都不管的健康制度”。

去年年底的冰岛买地事件让以“儒商”著称的黄怒波再次名声鹊起，然而许多旁观者却并不了解作为诗人的那个“骆英”。

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黄怒波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了10年，1995年创建了中坤投资集团，如今他还是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协会员。不难想象，他像个诗人一样做着他的生意，“一切都是文化的，也是商业的”。

这样的人在“92派”里也并非个案，“万通六君子”之一的王功权便是一个精通诗词歌赋之人，甚至斥资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近年，王功权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便是“私奔门”的男主角，若非一身与商人身份难以相契的浪漫风骨，想必不会如此轰动。

再者如俞敏洪、王石、朱新礼、郭凡生、袁岳、王梓木……除了企业家，每个人还扮演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在每个角落发光发热。

士大夫下海

“92派”特指一个历史事件中的主角。这一事件，指1992年前后，“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第一次大面积地由体制配置给市场，即“士大夫下海”。

这一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几近绝响。朝代更替和1978年之后的五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均有优质的拥有企业家才能的“领导力”离开体制，开辟人生新疆土，但他们多是被动的失意者，他们的价值体系中还未有商业自觉意识。其他时间节点上，有些零星的商业自觉者，场面上却未成大观。

“下海”一词，出于何典实难考证，不过素来多含轻蔑之意。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下海”一夜之间成为时髦，并频频见诸报端，与BP 机的嘀嘀声一同不绝于耳。只不过这片“海”不再是过去的三教九流，而是“商海”。

正如冯仑所说，制度、环境比个人更能创造历史。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转折年，也是中国现代企业的元年。

改变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社会精英仕途之路的，除了南巡讲话，还有国家体改委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同时，党的十四大也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大迁徙的年代，一部分人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而另一部分人则毅然投身市场，中国历史里又一个追逐财富的时代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1992年的春夏之交，全国100多万官员造访深圳。据当时媒体描述，深圳市政府接待办最多时曾同时迎来60批考察团。

远在北京的湖北天门人陈东升也坐不住了。那年，35岁的他已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官至副厅级。可是第二年他就辞职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后又组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92年，谙熟宏观经济形势的毛振华认为，“机会似乎来了”。他当时在一个高级别研究室任处长，“在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里，我是大单位里的小干部，拍不了板。哪怕让我去西藏当个县委书记，我也许都不会下海”。于是，毛振华辞去职位，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

这时的学术派们想把理论落到实际——陈东升希望建立“中国的索斯比”；黄怒波开始思考“我不想做一辈子官吏，做到部长又怎样？我不想那样生活，我需要挑战”；兰世立直言“当看到自己写的发言稿被别人拿去一本正经地念时，我感到很不爽”……

1991年，中央党校法学硕士、曾在国家体改委任职的陕西人冯仑也离开了体制。他用数万元“换”来一家信托公司500万元投资，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地前往海南。

之前，他曾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找到了一份按日计酬的零工，并一直借住在西北大学同学张维迎的北京青年公寓里，后者同样离开了体改所去了牛津大学。

在海南，冯仑碰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些人也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他们被合称为“万通六君子”，日后，“六君子”无一例外都成了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冯仑说。